一场令人惊叹的科技革命正在中国的司法领域里轰轰烈烈地进行，对于最受关注的公正与效率来说，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化科技正在创造前所未有的变革。

    过去短短三四年间，信息化科技给司法领域带来的变化，几乎颠覆了人们对于这个传统神秘领域的所有想象。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都说，“科技创新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

    更有效率

    广州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徐力（化名）现在手机里用得最多的APP，是法院自己开发的“法官通”。

    “真的很方便”，徐力告诉记者，自己现在都在这款APP上管理承办案件，既可以调阅电子卷宗、音频视频执法取证、在线合议，还能口述裁判，软件会将语音生成文字版本的裁判文书。“很多碎片化时间都能办公，也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效率高了很多。”

    据了解，“法官通”还可以阅办公文、进行信访管理，法官通过其形成的所有材料都可以同步传送到“审判云平台”，自动入卷归档。

    感受到方便的不仅仅只有广州的法官，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由于智能研判系统“睿法官”的上线，法官们的效率也大大提升。

    据介绍，案件进入高院二审阶段后，“睿法官”会自动对案件进行研判分析，为法官提供案件此前的相关案情、全市法院办理类似案件情况及法官本人曾办理类似案件情况等内容，同时会对一审判决、上诉状等材料进行先期分析，采集案件各种信息，自动识别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的影响因素。庭前准备阶段，“睿法官”还会自动梳理出待审事实，生成庭审提纲并推送到庭审系统。庭审结束后，“睿法官”会结合庭审提纲和庭审笔录，对案情要素进一步提取，根据法官认定的内容，推送更为精准的相似案例、裁判尺度、相关法律规定等，最终协助法官完成裁判文书的撰写。

    “事务性的工作基本上都能完成，而且速度很快，真的节省了很多时间”，北京一位法官坦言。

    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也开发了一款“移动智能终端办案APP”，为法官提供事务安排、当事人材料与诉求回复等29项服务。

    事实上，利用人工智能助力审判，将法官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尽量解放出来，近两年来已从个别法院的零星创新，逐步发展成一种趋势，有将遍地开花之势。

2016年7月，河北全省178个法院已将“智审”审判辅助系统1.0版全部上线，关联中国裁判文书网所有公开裁判文书，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大数据支持。“智审”也为法官提供分析案件全部电子卷宗材料、自动推送相关法律法规和参考性案例等服务。

    能够给司法从业者减负的不仅仅是法院的人工智能。

    在检察院的“智慧检务”建设中，大数据检务也有重要应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中心主任赵志刚介绍说，在司法办案方面，大数据一方面表现为建立司法办案知识库，实现类案推送、风险评估等功能，把检察官从编制阅卷笔录等繁琐的书写工作中解放出来，解决“案多人少”的突出矛盾；另一方面表现为研发司法办案智能辅助系统，辅助开展定罪、量刑等工作，通过类似案件综合分析，对偏离度过大的案件启动评查机制，分析具体原因，解决标准不一、司法任意性等问题。

    具体应用上，各地检察院各有创新，例如北京的“检立方”大数据平台，通过整合资源数据库，能够对案件数量趋势、案由分布和量刑情况进行多维度、多指标统计分析，为检察官提供办案支持；江苏的“案管机器人”通过依托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可以实现流程监督、质量评查、权利保障、绩效考核、分析决策、诉讼监督和涉案财物管理功能；山东省检察机关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建成集“同步监督、自动预警、综合处置、分析评估、结果运用、公开公示和纪检监察统计”于一体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检察机关运用智能语音识别系统，自动生成讯问询问笔录、检委会记录……

    更加公开

    这两年，北京法官黄杰（化名）已经逐渐习惯，有些律师或者当事人会拿着类似案件的判决书给他看：“你看，人家是这么判的，我的案子是不是也应该这么判？”

    黄杰知道对方提前做了功课，他甚至不用问都知道，类似判例是对方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后打印出来的。他甚至碰到过专门研究自己判案风格的律师，对方说，你的判决说理挺好的，道理说通了我们就服。

    2013年7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开通以来，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今年5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裁判文书近2900万份，访问量突破78亿人次，覆盖2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裁判文书网。

    黄杰承认，白纸黑字署着法官名字的判决书晒到网上肯定是一种压力：“所有人都能盯着看，有什么差错是很没面子的。”

    比裁判文书公开更直接的，是庭审直播。

    自去年7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所有公开开庭的案件都实现了上网直播，地方各级法院直播庭审62.5万次，观看量达到20.7亿人次。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法规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四新教授观察到，在去年的快播案直播时，法院就一度因为对舆论场的估计不足而略显被动。“像这些社会关注度高，与网民切身利益关联的热门案件，要想社会接受法院通过司法审判传达的司法理念，需要对舆论生态全面了解。”王四新说，在新媒体时代下，司法机关面对的舆情更为复杂，这更加考验司法机关的媒介素养。

    司法公开的脚步一直未停，2016年9月，随着庭审公开网上线，中国法院已建成裁判文书公开、审判流程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和庭审视频公开四大公开网络平台。

    检察院的动作也不慢。早在2014年，最高检就在全国检察机关上线运行检察院信息公开网，将“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辩护与代理”“重要案件信息发布”和“法律文书公开”四大平台集于一体。

    最高检新闻发言人王松苗介绍，全国四级3600多个检察院按照一个标准、运用一个程序、在一个平台办理案件，实现跨部门、跨地域、跨层级信息互联互通，案件一旦进入系统，除法定原因外不可人为撤换更改，所有的司法办案活动都置于客观动态的“聚光灯”下，有效消除管理死角与监督盲区，最大限度挤压“暗箱操作”的空间。

    据了解，最高检还将于2020年底建成国家检察大数据中心，建立检务大数据资源库，以深入推进司法公开。

    更加便民

    今年去过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的人，对于诉讼服务中心那个白体黑脑袋的机器都不会陌生，它会用很萌的童声打招呼：“我是导诉机器人小雨，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当事人从它口中得到的答案包括：立案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在哪里办理各种手续，它还会缓慢移动引导当事人去往办事目的地。

    这是雨山区法院研发的全国首个导诉机器人。据了解，这种人工智能应用目前也有多家法院采用，例如广州白云区法院的导诉机器人“小法”，同样可以通过语音识别提供立案咨询、自动提供诉状模板、指引网上办案流程，还可以直接回答与法律咨询有关的问题，能回答简单的劳动纠纷要点问题等。

    上海法院则采用“互联网+人工智能+诉讼服务中心”模式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通过开发电子导诉软件、推广自助立案及扫码立案等智能创新，形成了具有登记立案、导诉分流、法律援助等20余个服务窗口和网上立案、网上查询、网上拍卖、网上调解等30余项智能服务为一体的诉讼服务体系。

    据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童凌说，每个月约有一半的案件都是通过网上、自助机器、扫二维码等立案的，每个案件平均立案时间只需要15分钟。

    上海法院还开发了全国首个专门为律师服务的平台，能提供网上立案、网上缴费、庭审排期、关联案件自动推送等24项智能化服务，律师可实现足不出户完成立案。 据了解，目前上海所有从事诉讼业务的1400多家律师事务所已全部使用该平台，平台日均访问达到3300多人次。

    同步推进司法便民的还有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和微信服务平台专门设置了“辩护与代理网上预约”平台，律师通过电脑、手机等进行网上预约后，可以直接在网上查询案件信息，或者到相关检察院办理阅卷预约及其他具体业务。

    上海、江苏、贵州等地建设“一站式”检务办事服务系统，则实现了网上信访、举报、申诉、律师预约、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案件信息公开和查询、法律文书公开、法律咨询、新闻宣传、监督评议等多种业务。

    得益于这场技术革命，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提出的“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最大限度方便人民群众”要求，正得以逐步实现。　

    化解难题

    在化解长期以来存在于司法领域的“老大难”问题，信息科技革命同样掀起了一场大风暴。

    过去，面对老赖隐匿财产，执行法官跑断了腿，效果却未必显著：“银行一家家地跑，常常还是赶不及，还未进银行门口，可能钱已经被‘老赖’从网上转走了。”执行法官承认，传统的办案方式跟不上时代，导致了长期存在的“执行难”变得更难。

     现在，大数据支撑下的网络查控，效果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以全国首创大数据查控网破解执行难的深圳为例，通过与联动协助单位联通互动，建立对被执行人及其财产进行查询和控制的信息化平台“鹰眼查控系统”，能对被执行人的存款、不动产、车辆、证券和股权投资进行查询控制，可以“点对点”实现请求内容的发送及反馈。

    上海法院执行大数据分析系统能够运用各类基础数据，勾勒出被执行人的信息轮廓，辅助追查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甚至还能建立被执行人履行能力评估模型，估算案件能否顺利并足额执行，监测失信被执行人动态等。

    据上海高院执行局局长韩耀武介绍，未来还将进一步完善网络执行查控体系，覆盖到社保、公积金、第三方支付平台、理财产品等领域，做到有登记财产“全覆盖”；并缩短查控反馈时间，提高查控自动化程度，做到“查、扣、冻”一条龙，用信息技术“秒控”被执行人财产，防止财产被非法转移或隐匿。

    来自最高法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底，全国法院利用网络查控系统共查询案件975万余件、冻结752亿元，查询到车辆1427万辆、证券133多亿股、渔船和船舶12.6万艘、互联网银行存款2.37亿元。“这个数据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大数据的广泛运用，让“老赖”的藏匿也越来越困难，一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就会在高铁、民航、金融机构、购房等方面受到失信惩戒限制，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局面。

    除了找人查物的难题，过去执行还存在透明性不足、效率不高的问题，如今伴随“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也有了大大的改观。

    最典型的就是网络司法拍卖，将司法拍卖放到网上进行，减少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淘宝网络司法拍卖的成功，是因为做到了‘一免双高三充分’：即免佣金、高成交率、高溢价率，信息展示充分、参与方式充分、拍卖过程充分—而在这背后却离不开互联网大数据与技术的支持”，阿里巴巴淘宝拍卖负责人卢维兴解释说。

    同时，由于电子支付系统的使用，每次司法网拍结束后，竞拍成功者的保证金会自动转入法院支付宝账号，未成功者的保证金自动退回到用户的银行卡，无需人工干预，也大大提高了效率。

    据了解，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超过1200家法院入驻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涉诉资产处置，成功处置标的物总金额约1200亿元。

    过去令不少法官感到头痛的送达难题在信息化技术变革中也变得简单易行。

    例如去年6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实行的“送达一体化”系统，对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7类程序性诉讼文书采用电子方式送达，平均送达时间为5小时，最快的30分钟，大大缩短了送达时间，提高了整体办案效率。

    福建省晋江市法院也利用网格化管理综合信息平台，查找被告住所地，法官足不出户便可看到被告居住地外观、同住人员信息，直接通知社区网格员，传票和起诉书副本将很快送达。

    更多空间

    司法领域的信息化革命当然还远不止这些。

    现在，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已有全国首个在线调解司法应用平台，登录该平台的当事人可选择调解员进行在线调解，还具备远程视频调解、调解资源整合、纠纷案例学习、调诉对接等多项功能。

    在福建，执行法官办案受到系统监督，如果没有在限时之内处理申请执行人的咨询和财产线索举报，3次以上超期未反馈，信息系统将把任务自动向上转交，直至交到省高院执行局，以倒逼机制提高责任感。

    江苏的“案管机器人”会对办案程序出错自动预警，通过自动比对，对承办案件检察官发出期限预警、风险预警、权利保障提醒、办案活动出错提醒，提醒办案检察官及时履行相关义务，纠正不规范司法行为。

    在河北法院，研发出来的庭审自动巡查系统，自动巡查会发现法官未按规定佩戴法徽、中途离席等不规范行为，并自动生成错误日志，向法官发出提醒，向管理人员报警。

    司法领域搜集的大数据同时能为司法决策乃至司法管理、社会治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曾先后对全省毒品犯罪，涉金融、民间借贷案件的审判数据进行分析，提出了治安突出问题整治、经济运行风险防控、民生权益保护等工作建议，形成报告提供省委领导和相关部门。

    几年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运用大数据对涉金融纠纷高发多发的问题进行专项分析，提出了强化金融监管、规范金融秩序的司法建议，得到了山东省政府的采纳。

    信息化技术革命正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影响着司法领域的各个方面，每过5分钟，全国各级法院将会向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自动报送各类数据。

    “法院信息化确实是一场革命，它颠覆了法院传统的工作方式，颠覆了法院跟公众沟通的传统模式，颠覆了自己神秘的形象”，中国社科院国家法治指数研究中心主任田禾道出了这场革命的意义。

责任编辑：高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