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_汪闽燕

   陶景洲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北大法律系77级素有“黄埔一期”的美誉，产生了很多大咖。之后到法国留学，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研究生。他是进入法国律师界的第一个中国内地人，也是最早回国开拓中国市场的外国律师之一。陶景洲还被誉为“中国反倾销第一人”，因为帮助中国企业打赢了第一场反倾销官司，同时他也被钱伯斯国际律师评级机构评为“亚洲地区最优秀的仲裁律师”。现为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负责亚洲业务开拓的执行合伙人。

   本刊记者：看了您的学习经历，可以用“学贯中西”来形容，也是个名副其实的“学霸”。您是北大77级法律系的学生，同时也是早期出国留学的那一小部分人。您如何看待那段经历？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陶景洲: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我们参加高考考入北大法律专业，感到特别兴奋。之后，我有幸到法国学习比较法、比较行政法。在我看来，这么多年的经历使我开阔眼界、解放思想、增加知识，收获非常大。

   本刊记者：我看了关于您的一些报道，还有您参与的许多活动，除了律师本职外，还出书，担任兼职教授，做这么多的事情，您有什么信念吗？

   陶景洲:在我看来，人既要有智商，也要有情商，更要有热情。我喜欢律师这个职业，也希望将我30多年来的经验与年轻人和社会分享，所以才会在闲暇时到大学讲课、写文章和出书。我觉得不这样做是浪费精力。

   本刊记者：在律师界，您获得了很多荣誉。在您看来，一名优秀的律师应当具备哪些素养？

   陶景洲:一名优秀的律师首先必须要对所从事的专业有比较深的了解，由于我本人是商务律师，从事国际商务、国际投资和兼并收购，因此我认为商务律师应当具有国际视野、商业头脑和律师技能等三方面的能力。仅仅有律师技能，而忘掉了所服务的商业客户的话，不了解他们的商业目的，不了解谈判对手的商业目标，就不是一名好的商务律师。在做跨境商业兼并收购时，需要知己知彼，了解中企的需求是什么，外国企业的商业目标是什么以及他们的心理活动是怎么样的，这需要国际视野。同时一定要换位思考，站在客户的角度，了解客户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水平和可接受的价格，客户才能信任你。

   本刊记者：您是进入法国律师界的第一个中国内地人，也是最早回到中国开拓市场的外国律师之一。您如何看待中国与西方律师界的差异？

   陶景洲:中西律师业差异很大，而且差异在不断的变化中。30年前，外国律所规模大，国内很多律所是小作坊，现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很大的律所了；30年前，中国很多法律是空白的，因此需要中国律师对交易进行创新安排，而这些在国外律师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国外律师都是根据法律框架来安排交易。

   本刊记者：您曾服务于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律师事务所—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2005年5月，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因经营亏损而宣布解散。当时，与全球多处办公室亏损的情况相反，您带领的中国团队多年来一直维持盈利。我想，这除了个人能力之外，是否同时也意味着，中国蕴涵着巨大的法律服务市场？过去是这样，现在是否也是如此？

   陶景洲:我刚回国时是1991年，还未允许国外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开业。一直到1992年10月20日，才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因而才有了外国律师事务所法律上的存在。我当时服务的所申请到001号批准证书，作为第一批12家外国律师事务所之一在中国开业。当时，中国的法律市场还比较小，中国律师事务所也比较小，国际业务能力还比较差。我记得当时做第一批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这对中国律师来说是新鲜事，因为没有做过相关法律服务。但是中国律师特别聪明，学得很快，从当时没有做过到海外上市领域经验比外国律师做得还要好。

   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在过去30年可以用爆发式增长来形容：一方面，外国企业来中国越来越多，他们需要中国的法律服务；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海外做贸易投资、兼并收购、上市，也需要法律服务。众多企业在香港、美国上市，或两地上市，这些都是法律服务的增长点。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增长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地位的提高是成正比的。

   本刊记者：您从1985年执业以来，几乎经历了中国律师业发展的整个过程。看着中国律师行业的发展，作为一名亲历者和见证者，您有什么感受？

   陶景洲:对我们国际商务律师来说，中国企业的法律意识提高很大，他们意识到合同重要性以及律师介入的必要性，否则要吃很大的亏。中国企业在国际交往中，越来越重视律师的作用。另外，中国政府、中国驻外使领馆、商务处也逐步认识到律师的作用，在国际交往中，无论在签订协定方面、世贸组织、双边多边协定，中国律师和外国律师要一起服务于中国政府在双边或多边的谈判过程和解决纠纷过程，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律师事务所也不断“走出去”，不少中国律所在很多国家设立办事处，为当地企业和贸易提供便利的法律服务。

   本刊记者：您曾经在联合国讲过课，并且也在那个时候，代表中国企业打赢了第一个反倾销官司，有媒体称您为“中国反倾销案第一人”。您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

   陶景洲: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对外出口爆发式增长，引起美欧保护主义抬头，其中主要是反倾销，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欧反倾销措施针对国家第一名。我做了几十个案子，这都是10多年前的事。案子之所以成功，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企业配合、我的协调作用以及欧盟律师坚韧不拔的精神。

   本刊记者：现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您认为，律师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陶景洲:律师可以发挥多方面的作用。在众多国际条约的谈判和起草过程中，中国律师应该找到自身角色，把中国法律观念输入到相应条约里。中国律师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有更大可见性，让大家能听到中国的声音，看到中国的观点，和外国律师交朋友，通过这种互动增加中国对国际机构的话语权。

   本刊记者：作为一个曾经留学并在国外和国内执业的律师，您对学生留学有哪些建议？

   陶景洲:现在留学环境与我们当时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在国外除了学好课程外，还要了解社会，不停走动，关心当地时事政治，融入当地社会，多交同学朋友，不要一味读书，和世界各地的人交朋友。当你从事律师职业的时候，这些人所给予你的帮助可能是无价的。

责任编辑：高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