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_焦红艳

   云南省昆明市禁毒支队办公楼的一侧，有一个很大的排风扇，走过那里，能嗅到一阵酸腐的气息，那是海洛因的味道。昆明警方缴没的海洛因就存放在这个地下仓库之中，需要排风扇每天通风。截至记者前去采访的5月19日，昆明禁毒支队2017年破获的万克以上毒品案件，已逾20起。

   昆明禁毒支队某大队长王毅，回忆起他指挥侦办的一宗贩毒大案时，语调平静，但当时的那种热血贲张似乎就在眼前。

   “兄弟们冲上去了，接毒的马仔还没上来。我当时感觉，跟踪了一个多月的案子，可能办不完整。如果只抓到送毒的，让接毒的跑了，不仅对不起一起奋战的兄弟，还有协作办案的四川警方。”王毅当时已经两天三夜没睡，精神一直高度紧张，想到这些的那一刻，他觉得太阳穴周围的血管几乎要爆开了。

   云南是禁毒大省，昆明又是缅甸等金三角国家过境毒品的重要途经地之一，很多毒品经过昆明再运往四川、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甚至包括北方一些省份。

   在这个缉毒重地，王毅已在一线战斗了近12个年头。我国坚持对毒品犯罪“零容忍”。《刑法》第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毒贩往往狡猾又凶残。“一旦相遇，毒贩和我都是博命，一个是博金钱的命，一个是博正义的命。”王毅的工作危险重重，但言语中充斥着热爱和自信，“不论多狡猾的毒贩，一旦纳入警方的视野，没有人能逃脱得掉，警察背后是强大的国家机器。”

   挫败与欣慰只在一瞬间

   “运输毒品的车辆，可能的路径有三个，自己的人手只够堵住两条，怎么选？线索车辆有两辆，判断毒品在前车还是后车决定抓捕时的方向，押哪辆？”王毅是从普通缉毒警成长起来的，经验和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开始成为一线指挥员。面对瞬息万变的毒品贩运和交易，随时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普通缉毒警可以提供建议，而一线指挥员要做的是决定。“一个失误，有可能让先前所有的工作功亏一篑”，这时候的挫败感，对于王毅来说很难形容。但也有时候，一个正确抉择，也可以力挽狂澜。

   毒贩是十分警觉的，有一次眼看着就要成功了，毒贩仅凭着附近的车型是公务车常用的这一点，在最后一刻放弃了接货。“送货的人通过电话联系，我们一直不知他们在哪。我们只掌握了接货一方的信息，跟踪中被警觉，那次就没能抓捕他们。”王毅说，任何一个细微之处想不到，就会惊了毒贩。

   文章开头的那宗案子，最初是王毅偶然得到的一个线索：四川凉山的一个毒贩与境外老板联系，要买一大批货。经过一个多月全大队的努力，掌握了四川老板派来的马仔大约到达云南下关的时间。“我们在下关收费站，将这个时间段内通过的所有车辆都进行了登记，之后经过大数据研判锁定四川马仔的落脚地和车辆的具体信息。”被锁定的是一辆白色无牌面包车。“我清楚地记得它过收费站时从我眼前一闪而过的情形。”直觉告诉王毅就是它，后期的侦查证实他的预感是对的。

   大宗毒品交易真正的老板都在幕后指挥，实施交易的往往是他们派出的马仔。王毅和他的队友，通过一条线索锁定了一名嫌疑人，高度怀疑他就是缅甸老板派来送毒品的马仔，而且大概知道车辆到达高速公路的时间，这是一辆白色的车。王毅和战友通过反复排查、比对，在高速公路上整整追踪了100多公里，才锁定了嫌疑车辆。“线索有限，锁定的过程，很消耗脑力。”王毅说。

   “我们两天三夜没睡，精神一直高度紧张，我作为指挥员，打了很多电话，与协作的四川警方也一直保持着沟通。追踪的过程中，两方马仔只是与自己的幕后老板保持沟通，还并不知道相互的电话。”王毅的原计划等缅甸方马仔过了下关收费站与四川马仔交接时再抓捕，但没想到缅甸马仔在临近下关收费站的高速匝道上突然停车。当时也不能判断他会不会继续往前。事先布置在下关收费站的两队警方人员得到消息后，开车包抄过来。“跟在运输车后面的兄弟们有点急了，也跟了上去。”之后，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当时这种状况是很难选择的，车内马仔有犯罪前科，深夜他的车辆前后都有车，一定会引起他的警觉。不马上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也不好说。”王毅分析说。

   四川警方在电话中急问：“四川的抓到没？”王毅清楚他们为什么着急，这是一个两省协作抓捕的案件，如果四川的毒贩抓不到，意味着四川警方没有处理权，他就对不住协作单位付出的努力。

   王毅清楚记得高速路上立着一块“大理欢迎你”的牌子。他慢慢地走过去。“我怕我稍一用力，太阳穴的血管真会爆开。”走过去之后，知道缅甸马仔刚刚从老板那得到了四川马仔的电话，但还没有联系。王毅作出了另外一个决定，让一个民警模仿缅甸马仔打电话给四川马仔，一边打一边向下关收费站附近走，最后抓捕了正在接电话的四川马仔。

   当天，疲惫加之天黑，王毅他们在油箱中找到了7公斤毒品。后来，车辆开到四川，四川警方在车辆的仪表盘、底盘下、座位下等多处又起获了大量毒品，总量共25公斤。

   从可能抓捕不到接毒方的沮丧，到抓捕后的欣慰，到起获大量毒品的兴奋，一起案件尤其是大案侦破的背后，都有一线缉毒警跌宕起伏的情绪曲线。每一个环节的突破，都能让王毅这名一线指挥员有短暂的欣慰；而一个小小的失误，也会让他充满了挫败感。

   “又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的王毅最怕失误。如果跟踪了多日的案子，因为我的一个失误功亏一篑，至少是有很大的损失，我会非常懊恼。我会想，别人会怎么看待我的能力，怎么对得起队友？这些都是巨大的压力。”王毅告诉记者。

   指挥员的一次成功或失败的判断对案件很重要。不暴露，是指挥员王毅身经百战之后的一个总结。“有的时候人确定了，找车的时候，围着车多转了一圈就有可能引起毒贩同伙的警觉。对于毒贩来说，数量一旦够了，犯的就是杀头的罪，一个警觉，就有可能让他们放弃交易。那之前我们所有的努力也就白费了。如果他们不警觉，交易继续进行，我们就还有机会。”

   另外，抓捕的地点也非常重要，一旦地点选择不利，追击过程中造成无辜群众伤亡，或者毒贩车翻人亡，都会给案件后续带来很大麻烦。抓捕的时间上，“下手早了，人没到，下手晚了，货没了。经历得越多，失误就越少。”王毅觉得，作为指挥员，“阅历、能力都很重要”。

   “那一分钟我只想抓住他”

   王毅说，办案的时候不兴奋，就不是一名合格的侦查员。尤其是抓捕的过程，更是高度紧张。“结果就两个，要么让他们逃了，要么把他们抓了。那一分钟，没什么情怀可讲，也不想立不立功，付出那么多了，就想干掉他。毒贩和我都是博命，一个是博金钱的命，一个是博正义的命。”

   在我国，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均为重罪。贩毒的车辆上往往携带刀具甚至枪支弹药。办案时遭遇强烈抵抗是经常的事。长期以来，云南是全国大宗毒品贩运猖獗的省份。一宗毒品交易，利润可能是几百万元甚至是上千万元。而王毅，每月拿着几千元的公务员薪资。

   “我们闲聊的时候也会假设，如果我们的团队换个角度去贩毒会怎样。结论是，再有智慧，犯罪也会留下痕迹。国家打击得越来越重，况且贩毒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不论个人能力多强，其他人露出马脚也难以逃脱。”面对收益对比，王毅内心很坚定，“我的付出得到家人、同事和领导的认可。这些阅历也是一种收获，丰富了我的人生，成就了我的价值。我和爱人工作稳定，在这个城市，两个人养育一个孩子，虽然没有太多富裕但也不会生活得很差。我很珍惜现在的生活。有再多的钱，一朝落网，毁掉的是自己也是家人。”王毅说以前听说过警察与毒贩勾结共同犯罪的情况，但最近几年昆明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对于云南的缉毒警来说，危险不仅仅是和毒贩面对面交锋的时候。云南多山路，王毅和他的战友经常到中缅边境出差。“一次，车上一个部件上的5颗螺丝断了4颗，还好，我们及时停下了车。”王毅告诉本刊记者，云南缉毒警察的伤亡一部分是发生在与毒贩的面对面搏斗中，还有很多发生在追击的路上。“车速快，路况不好，缉毒警精神高度集中，往往忘记自己的安危。”另外，进入雨季后，泥石流和塌方是常有的事。

   尽管工作中危险重重，但他的言语中却充满热爱和自信，“不论多狡猾的毒贩，一旦纳入警方的视野，没人能逃脱得掉，我们警察背后是强大的国家机器。”王毅认为，除非是做一次就不做了，侥幸没有被查获的，那种长久从事贩毒的，一定是会被抓住的。而且，人性中都有贪婪的成分，做一次甚至几次能收手的人很少。“我们抓到过一个毒贩，当时他已经不缺钱了，可他就是停不下来，好像这已经成为他的一个习惯。”

   寻找线索和等待线索

   “毒贩的车辆性能往往不错，甚至能直接把警察的车撞飞，逃跑过程中如果把毒品丢掉了，那任务也就失败了。有一次，都追到昭通了，贵州警方的车被毒贩的车撞开，毒贩直接将毒品全都丢到江里。毒品犯罪中，唯一的证据就是毒品。如果不能人赃俱获，就无法定罪量刑。”

   “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这个人就是个毒枭，看他开着豪车，住着别墅，但就是不能怎么着他。”王毅说。这个时候，惟有耐心等待，等待一个线索出现。

   从一些“灰色人物”处获取关于毒贩和他们贩毒活动的信息，是缉毒警察常用的获取线索的方式。所谓的“灰色人物”来自方方面面，有些甚至曾经从事过毒品犯罪，总之，他们必须是能接触到那个圈子的人，他们知晓毒案的特征，懂得毒枭的心理，这样提供过来的信息才有价值。

   而怎样与这些人维持关系和分析他们所提供信息的价值，非常考验缉毒警的能力。王毅刚做缉毒警时用了两到三年的时间，从前辈那里学习，经过实践的积累才开始掌握“门道”。“与他们的交往需要技巧，既要能驾驭得了，让他们听指挥，又要自我保护，不能沾染他们的习气甚至被他们所利用。”王毅说，“办的案子多了，通过察言观色，对信息的真伪和价值就能作出基本的判断。每一名缉毒警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

   除了这种传统的方式，利用大数据研判成为获取线索越来越依赖的另一种模式。比如现代化的系统中储存了很多身份信息、车辆信息、前科信息、家庭成员等等基础信息，加之时空上的条件，把握案件中人、车、毒品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电脑、网络、通讯工具等，经过分析，把零散的信息整理成为实在的线索，再把线索还原成案件。从高科技中挖掘战斗力，这种现代化的侦查模式成为缉毒警的必修课。“上级领导部门一直关注这方面的培训，他们在实践中积累了很多经验。随着信息化的突飞猛进，这个工作需要不断拓展。”王毅告诉记者。

   不论是哪种方式，每起案件的线索信息都不可能是完整的，在王毅看来，最后都是心智的较量。

   禁毒支队副支队长王晓南讲起一次他在公路上设卡查毒的经历。“一看来的是一辆贩毒重点地区的车，觉得就应该好好盘查。刚开始没有发现异常，后来手电筒的光晃过大卡车夹层，有一个螺丝钉闪了一下光。”卸下螺丝钉的夹层中，果然藏着几十公斤海洛因。“这辆车是一辆旧车，螺丝那么新，说明近期有人动过。”这样的快速应变，基于日常经验的累积。刚刚做缉毒警时，王毅跟着“老”警察到公路上堵卡查缉。“老同志几天就能有收获”，王毅一辆辆查下来，往往很多天一无所获。“有的老警察根据贩毒重点地区的人就能知晓他们的藏毒习惯，根据一些特殊的物品就能判断车上是否可能藏毒。”

   王毅提起自己的小家，满怀歉意。“照顾得太少了。”王毅坦言，自己也曾经想过是不是换一个工作岗位。但这样的想法在王毅心里呆不长。“既然我从事了这份工作，就得有责任担当。在这个岗位上，我体验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王毅说，一次次面对挑战，总想尽善尽美，没攻克的想办法攻克，让自己和战友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成就感和荣誉感。“这不仅仅是个工作，也是事业。我的阅历就在这里，让我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工作，我觉得可惜，也好像没有兴趣。尤其一进入实战，热血贲张的感觉上身，我就更不会想这些了。”

   禁毒战役硕果累累

   正是有了包括王毅在内的一线缉毒警忘我的工作和不断的努力，昆明禁毒支队对毒品的打击不断冲刷着数字纪录。王晓南告诉记者，五月过半，昆明破获万克以上毒品案件已逾20起。据统计，去年全年，昆明破获万克以上案件27起。“形势严峻。”王晓南说，“尽量减少毒品流入社会的数量是我们的责任。”

   除了打击贩毒，对吸毒人员的打击和治理，也是昆明禁毒支队的重要工作。据统计，云南省注册吸毒人员在20万左右，而且每年都在增加。鸦片等传统毒品的吸食人数呈下降趋势，新型毒品吸食人数增速较快。

  去年一个名为“尖叫粮龟”新型毒品的吸贩毒案件，让王晓南现在说起来依然有些心痛。民警先是在网络上发现有人讨论并吸食“尖叫粮龟”。名字很新鲜，打击起来几乎没难度，因为吸食并零星贩卖的大部分为在校大学生。“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反侦查的能力，我们在网上约着要买一点，他们就把东西送到了我们指定的地点，抓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反抗。”后来我们把这种毒品送到北京去检验，根据成分被确定为新精神活性类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是一些不法分子为逃避打击而对列管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所得到的毒品类似物，具有与管制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在今年4月末昆明举行的首届毒辩论坛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文君教授说，近几年，我国新精神活性物质问题突出，在列管包括氯胺酮在内的14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基础上，2015年10月，中国一次性增列了116种新精神活性物质，但这种增列速度远远赶不上新品种的出现速度，在国内滥用增多。“这些孩子往往是出于好奇，甚至觉得这很时尚开始吸食，有些还以贩养吸。有些孩子因为我们的处理被学校开除了，有的在监狱呆几个月之后，档案上的这一笔将给他们未来就业带来压力。”

   一些学生的被抓，对其他人产生了相当的震慑作用，吸食贩卖这种画着小乌龟、绿色袋子的类毒品的人少了。“有被处理孩子来自单亲家庭，出了事，母亲才知道，跑到我们这里来哭。”同样为人父母，面对这种状况，王晓南很纠结，虽然打击了犯罪，清理了环境，但高兴不起来。这种新型类毒品由于成本不高，价格往往比较便宜，在国内尤其受好奇心重的青少年的青睐。

   每年临近6·26，都是昆明毒品价格最贵的时候。随着政府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对毒品犯罪起到了震慑作用。“他们一般比较避讳这个时候出来，怕这个时间打击得更严密。”王晓南说。

(注：出于保护，文中王毅为化名)

责任编辑：高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