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_焦红艳

   一天，三个从会走路就形影不离的小伙伴来找高鹏，告诉他：“我们吸毒了。”平静得就如同小时候第一次偷学爸爸抽烟一样。一个月后，高鹏跟爸爸要了两百块钱，找到了他们仨：“你们还在吸吗？要不一起吧，我这里正好有点钱。”高鹏说:“我知道这不好，所以远离他们。但受不了孤独，所以还是去找他们了。”

   孙浩的胳膊上有很多横条的疤痕。他告诉记者，这些都是爸爸妈妈离婚那年划的。流出血来，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希望他们不要离婚。但母亲还是远嫁去了贵州。他不愿意和曾经打骂妈妈的爸爸住在一起，于是去找吸毒的小叔。成瘾后，与小伙伴们住在一起。“他们白天出去偷两辆电动自行车，回来之后我负责去买毒品，一起吸。我一直不敢出去跟他们一起做，因为年龄最小，他们平时就让我做点跑跑腿的事情。”

   高鹏在云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呆了18个月，他已经满18周岁了，在这里完成从少年到青年的跨越。孙浩呆了8个月，还有6天就17周岁了。两个男孩坐在这里，安静地讲完他们与毒品的故事。“原本都是好孩子！”云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教育矫治科副科长陈道鹏的话，让人心为之一颤。

   陈道鹏告诉记者：“身体上的毒瘾一般半个月就可以戒掉。来这里的孩子，一般要呆上将近两年，目的就是帮助他们戒除心瘾。”

   “永远不会再吸了。妈妈说她就在昆明等我出去。”孙浩说。陈道鹏告诉记者：“未成年吸食人员可塑性强，吸食时间较短相对毒瘾没那么深，一般他们都会得到家人的关爱和照顾，社会宽容度、支持度也相对高，所以比成年人容易戒断毒瘾。”

   6·26前夕，本刊记者走近这群曾被毒品侵蚀的孩子，并写出两个孩子的经历，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带给父母们或者未成年的孩子们一些警示。

   怕孤独

   高鹏的家在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的一个小村庄。这是一个边境线上的小村落，与缅甸接壤。

   7岁时，高鹏的父母离婚了。他和姐姐都跟爸爸继续住在村子里，妈妈嫁到了贵州。高鹏说，爸爸和爸爸家的亲友对他都很好，除了偶尔想妈妈，觉得自己过得还算幸福。

   高鹏童年最大的乐趣源于同村三个同龄的小伙伴。“我们从会走路就在一起玩，一天可以呆在一起10个小时。”后来他们一起上小学、上初中，依旧形影不离。

   高鹏聪明懂事，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我一直是爸爸的骄傲，村里孩子的楷模。”人缘好到什么程度呢？“比如我们都去偷邻居家的芒果，别的孩子被抓到会被臭骂甚至追打，但是我被发现，邻居说想吃就来家里吃吧。”高鹏细高的个头，黝黑的皮肤，大眼睛，说起话来不急不缓，但即使是在戒毒所的会见室，以往的骄傲自信依然流露无遗。

   好孩子的标签一直贴到初二的暑假。“那天，他们三个来我家里找我，告诉我他们吸毒了，叫我一起去。”

   临沧紧挨边境，是个毒品泛滥的地方。高鹏说，哪个寨子都有几个吸毒的，以致于我们长大的时候觉得这么多人吸，这也没什么可怕的，跟爸爸抽烟没多大的区别。“但是小时候，老师和父母都讲过，毒品不是好东西，我知道是不应该碰的。”高鹏一直用理智保持着和三个小伙伴的距离，在一起玩耍的时间越来越少，到后来甚至几天时间都不在一起。“是他们不太愿意和我在一起了。在我们那里，约对方吸毒不算害人，也不算好。我想既然不能同走一条路了，就各走各的。”高鹏一开始这么想。

   眼看着暑假就剩几天了，高鹏跟爸爸要了200块钱，找到了他们仨：“你们还在吸吗？要不一起吧，我这里正好有点钱。”

   “我太孤单了！”高鹏对记者说。

   高鹏第一次只吸了三四口，当时觉得很恶心，吐得一塌糊涂。他觉得肯定不会再吸第二次了。“可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就去吸了第二次。他忽然就觉得这也没什么，就跟爸爸吸烟一样。”这一次依旧感觉不好，跟第一次差不多。第三次第四次什么样子他都不记得了，吸到七八次的时候，不恶心了。当时高鹏14岁，在那之后的一年半时间，“几乎每天都会吸”。

   “我们那里毒品很便宜，很容易买到，我们四个人每天买一个五六十块钱的零包，也就够了。”高鹏告诉记者，他的爷爷奶奶也是离婚的，各自生有很多的姑姑、叔叔，而这些亲戚对他都很好，所以他轮流找他们要钱，没有障碍也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钱一直好像都不是什么问题。”

   也许是吸得太频繁了，高鹏一直没发现身体产生了依赖性，“我甚至觉得这东西对我来说，一点不可怕”。

   以前，他们四个聚在一起什么都玩。自从吸上毒品，聚在一起唯一开心的似乎就剩下吸毒了。“我们那时候住校，白天上课，晚上买毒，吸完还要去KTV唱歌，经常凌晨才回来，甚至彻夜不归。”

   高鹏的成绩开始一落千丈。刚开始，他还以为，即使他不学，也能比别人的成绩好。“现在想想，恨那时的自己！”高鹏说。

   初三下学期，学习成绩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因为一直骄傲，他不想让人知道因为成绩不好考不上高中，他坚决退学了。“那是我长那么大，唯一让我爸爸对我感到失望的一次。”高鹏此时提到爸爸，平静的语调第一次有点哽咽。

   出现明显毒瘾症状在半年左右。“我听到一个人说，不吸的时候会没精神、打哈欠、流眼泪，我刚好在前一天有过那种感觉。当时真有点害怕了。”

   但是，此时的高鹏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我迷恋那种没有身体，只有灵魂的感觉。”高鹏说，一般一次吸到晕，再也吸不下去的时候最舒服。但半个小时之后，这种感觉就慢慢消失了，清醒了之后再吸才能再感到那种舒服。高鹏说，赶上他们中有人过生日收了家人的钱，或者打牌赢了钱，他们一晚上会这么一直吸下去，至于一晚上能吸多少次，完全记不清。他们有时在宾馆开房吸，边打游戏边聊天边吸。有时候趁朋友父母不在家，去朋友家吸。

   一年半之后，每次五六十块的毒品已经不能满足他们，要七八十块的才行。后来发展到一次两三百。高鹏说，如果瘾上来了不吸，就会全身出汗，冷得要命，全身起鸡皮疙瘩，流鼻涕、流眼泪、肚子疼、恶心、晕，一点力气都没有。“躺着觉得没有坐着舒服，坐着觉得没有躺着舒服。”

   由于一直深得父亲的信任，直到初三退学，父亲都不知道他在吸毒。父亲不甘心聪明的儿子就此失学，在2014年的10月，把他送到临沧一家技校读书。结果，仅仅两个月之后，高鹏就在买毒品时被抓。

   第一次被抓，高鹏非常害怕。但到了派出所他还是冷静地骗过了民警：“我一直说我才接触了几天，没有上瘾。”民警相信了他，给他办了个社区戒毒就把他放了。

   “我走出派出所大门的一分钟之内，就想怎么找到这种东西。当天我就又开始吸了。”

   派出所通知了爸爸。在电话中，他感到了父亲的愤怒，但更多的是难过。爸爸说去学校接他。

   “我太伤他心了，不想看到他失望的样子。”高鹏收拾了学校的东西，永远地从那里离开了。他去了朋友家。关机，甚至把电话卡都换了。

   “后来姐姐在QQ里留言：爸爸说不怪你，快回来，其实能戒掉，我们都支持你。”高鹏见到爸爸，爸爸只给了他一巴掌，他忘了疼不疼。

过了四五天，他又开始吸了。“吸第一口，想到爸爸，就流泪了。我诚心想戒，但没那么容易了。”

   爸爸把他送到了贵州妈妈那里。在那里，环境完全陌生，没有认识的朋友，找不到毒品，加上妈妈的照顾，他一个月都没吸。“我跟妈妈说，一个月了，这次真能戒了。”高鹏回到爸爸家，第一天借了辆摩托车出去转了转，没想到就碰到了小伙伴，心里的欲望再次战胜了理智。这样，直到再次被抓，被送到了戒毒所。

   进来后的半年，他都想，出去第一天就要去吸。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想戒了：“尽管这里很充实，人也都很好，但是太枯燥了，每天都做差不多的事情，没有自由。我不想再进来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永远不吸了。”

   高鹏告诉记者，他的三个伙伴中的两人，两个月前刚刚离开这里。“我们经常通电话，他们这两个月真的都没再吸了。来到这里算是幸运吧，以前我们互相约着吸毒，现在我们互相鼓励创造美好的生活。”

   高鹏的这两个伙伴，现在一个在家里的屠宰场工作，一个帮助家里人打理鱼塘。他的另外一个伙伴，自己在家戒断了。“他还在上学，今年高三了，成绩也不错，要考大学了。”

   我问高鹏：“出去之后，想做什么？”他说：“想上学，最好能把以前的都补上，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爸爸妈妈都来看过我”

   从孙浩开始记事开始，听到最多的就是父母无休止的争吵，“刚开始是悄悄的无声无息地打，后来变成毫无顾忌地打，家里几乎没有一件完整的东西”。11岁那年，父母还是离婚了。尽管爸妈没离婚的时候，也不怎么管他，但他还是不希望他们离婚，尤其是害怕妈妈离开。

   孙浩的胳膊上有很多横条的疤痕，这些都是父母离婚那年划的。流出血来，他希望用这种方式吸引他们的关注，希望他们不要分离。母亲还是走了。也就是那一年，他学会了抽烟。爸爸更加不管他了，尽管有个大他两岁的哥哥，但孙浩在家里找不到安全感。

   13岁半那年，小叔从戒毒所里放出来了。“我从小就跟他投缘，我不愿意和爸爸住在一起，所以就去找他了。”有一次，小叔毒瘾发作，当时小叔没工作没钱，就让孙浩去把手机抵押了换毒品回来。孙浩向叔叔提了个条件：“给我吸两口。”

   第一个月，他只沾了一点点。因为小叔始终控制着量，他越发好奇，吸毒人说的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样子。“除了第一次觉得有点恶心，觉得还行。失去妈妈之后，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了，吸毒后让脑袋放空，就像喝完酒之后，能让我好受一些。”

   第一个月之后，孙浩就到了每天都要吸的状态。

   三个月后，“不吸就没力气，忽冷忽热，心里痒，全身像有虫在爬，到了人不像人，想死，无论如何都要找钱去买的程度。”

   小叔从戒毒所出来后，一直没有正经工作，“为了买毒品，他每天都去偷”。孙浩跟小叔住的那几年，有一份保安的工作。“我晚上上班，白天下班之后就去抵押自己的手机换毒品，拿回家跟小叔一起吸。然后我睡觉，小叔去偷东西。他回来会把我的手机赎回来，晚上我再去上班。”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15年11月的一天，小叔偷东西时从四楼摔下来，永远离开了他。

   “我看到他的脑袋上有个洞，血流出来。我一直哭一直哭，不相信他会死，到现在也不觉得他死了。”又一条亲情纽带断裂了。

   “小叔很年轻的时候，女朋友的哥哥是个毒贩，女朋友经常帮助哥哥去卖毒品。当时爷爷还是个大老板，生意没有衰败，小叔手里有钱，觉得毒品新奇，就去尝试了。”尽管小叔吸毒、偷盗，但在孙浩眼里，小叔是除了妈妈以外对他最好的人。

   没有了小叔，他也不愿意回家和爸爸住在一起，这会让他想起妈妈。孙浩开始在社会上流浪，后来就在几个小伙伴的出租屋里住了下来。这几个小伙伴也是吸毒的孩子。“都在20岁以下。他们每天都出去偷两辆电动自行车，听说偷不到的时候也抢劫过。我爸爸虽然不怎么管我，但从小跟我说，绝对不可以偷，所以我一直不敢跟他们出去做。”因为年纪最小，这几个小伙伴就让他跑跑腿，买毒品，买吃的，或者找朋友借钱。“他们对我很好，收留我。其实他们手下有时也会有几个八九岁的小兄弟，因为家里穷，被他们利用着去偷。他们能很快地爬墙，爬到别人家里去偷，即使被抓住，因为年龄小也不会被判刑。有时候，他们偷不到还会被我这几个朋友打。”

   在这期间，他被爸爸叫回去过。后来让他跟着盲人三叔去做流浪歌手。三叔歌唱得很好，还自学了葫芦丝，每天都能要到一些钱。三叔每天也都会给他一些钱，他也时不时地会去找自己原来的朋友。去年，他从大理回昆明过16岁的生日。见到他的朋友，就又去吸，第二天就被抓了。三天后，爸爸把他接了出来。去年9月2日，他又被抓了，被拘留了13天。从拘留所出来的当天，他就又去吸了。同年9月28日，他再次被抓，被送到了强制隔离戒毒所。

   “我刚开始是被送到成人所，后来才转到这里。成人所跟这里真的不一样，他们讨论怎么吸才舒服，出去之后怎么挣钱买毒品。”

   “这里更像学校，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还经常组织帮教活动，开运动会。这里的警察也很好，像长辈像老师，还经常和我聊天。”孙浩把能来这里看成是自己这些年最大的幸运。“这里应该算是我的母校吧，我现在觉得真不能再吸下去了。我在这里学会了用缝纫机，我出去想开一家服装店，我喜欢这些。”孙浩在这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现在则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孙浩说，最难过的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身体上的瘾就差不多没有了。有时候偶尔也会觉得没有力气，但不再那么难受。“戒断后，就像个婴儿一样，重新慢慢地学着睡，学着吃。”孙浩说，在吸毒的那些日子，几乎不吃东西，偶尔吃一点垃圾食品果腹。因为这个，他还曾胃穿孔住院。现在，一切都在慢慢地恢复正常。

孙浩说，在父母离婚之前，他的成绩从来“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这之后他开始厌学。到了初中就退学了。“我出去后也想上学，想从初中补起。如果没有机会了，我就读个技校，学门技术。”

   “妈妈回来了，她说哪儿都不去了，呆在昆明等我出去。爸爸妈妈经常一起来看我，他们从来没有用过那样的语气跟我说话。”孙浩笑着，似有一股暖流从心底涌出，脸上的表情如婴儿般纯净。

   尽管还有几天就满十七岁了，但对孙浩而言，没有什么比母爱更有力量。

   为人父母的责任

   所有的毒品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成瘾性。陈道鹏说，毒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海洛因这类传统毒品，起到麻醉和镇静的作用；而冰毒、麻黄素这类新型毒品有让人兴奋的作用。成瘾的速度和程度，与毒品的种类、纯度以及吸食人的身体状况相关。

   “成瘾”体现在身体和心理两方面。一般两周左右，身体的依赖基本可以戒除。可是一朝沾染，心瘾戒除往往就是一辈子的事。“似乎有了那种体验之后，其他事物所带来的愉悦感没法跟这种感受相比了。一旦有了巨大的压力想要排解，或者有想沉沦的心，或者就是简单的对那种愉悦的迷恋，都有可能让他们再次复吸。”陈道鹏告诉记者，他们这里就曾经有过戒断十年复吸的案例。始终保持一颗强大的心与这种罪恶的“念想”抗衡，的确不容易。

   所谓的“心瘾”到底是一种什么瘾，其实是一个很难道明的问题。云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教育干事、二级心理咨询师杨子锋告诉本刊记者，以吸食海洛因为例，吸食的快感只存在于一段时间，后期往往是为了不难受而去吸食。

   一名从戒毒所走出的学员一个星期之后就又被带回来了。“我下意识的就朝着有这种东西的地方去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身体上没有任何的症状了，绝非身体毒瘾发作期。

   一名多次进出戒毒所的吸食人员说，在戒毒所里想的好好的，出去一定不吸了，但只要碰到以前一起吸食过的人，就想吸。“想到爸爸，吸第一口就流泪了，但还是不能停止。而且只要有了这第一口，就意味着上次的戒毒完全失败了，停不下来。”

   恶心、头晕、呕吐，几乎有过吸食经历的人都这样描述第一次。但是为什么会吸食第二次？心态往往是好奇别人口中的那种“舒服”，或者为了寻求减轻压力、排解情绪，但第一次吸食，往往不能让他们如愿，进而产生继续探究的愿望，加之第一次身体上往往感觉不到明显的瘾症，这也促使侥幸心理的产生。而等到吸食者体会到了毒品带来的“美好”之时，毒瘾也同时存在了。一边是吸食后“想什么有什么、只有灵魂没有身体”的快感；一边是吸不到时如千虫蚀骨般的痛苦，这两种极端加在一起，让吸食者产生了不顾一切寻找毒品的状态，为了获得毒资，他们欺骗家人甚至无恶不作，行为不受控制。

   毒品对健康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从吸食的第一口起，就开始了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吸毒的人都活不长。”戒毒所一位工作人员说道。

   文中的两个孩子作出尝试毒品的决定，似乎都是一念间的事情，当时他们并没有觉得这有多沉重。可悲剧的命运却由此开始。“家庭的教育太重要了。”云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杨文周政委说，“不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在这些吸毒人员身上，往往折射出家庭生活中的缺爱症状，有时候是溺爱。”

据说一个已为人母的新华社记者曾经来这里采访三天，走的时候对戒毒所的政委杨文周说：“尽管辛苦，但回去一定坚持早晚接送孩子！”

   关注孩子身边的小伙伴，让孩子得到家庭的温暖、来自父母的安全感，是为人父母的责任。尤其是未成年人的父母，孩子年龄小，好奇心重，判断事物的能力有限，对父母的依赖性强，此时缺少了父母的关注，最容易误入歧途。

   高鹏、孙浩都曾是同龄人中成绩优异的好孩子，如果他们的父母多尽些监护责任，可能他们的人生会是另一种结果。可是，从他们第一次触碰毒品开始，人生已经开始了沉重的转弯。他们被强制隔离戒毒的经历将永远写入档案，未来多大程度上能被社会所接受，目前还无法预知。

   两个孩子都向记者表达了出去后想继续上学的愿望，但不确定社会还能再给这些孩子多少机会。这也是云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徐亚平的担忧。“尽管我们这里有学习和培训，但毕竟不是学校。希望他们能有继续求学的机会。”徐亚平说，希望社会有这样的系统继续保护和帮助这些孩子，使得他们走出这里之后不四处碰壁。“我怕他们出去受歧视后会自暴自弃，出去之后我们就帮不上他们了。”

   尽管这么说，戒毒所还是给出去的孩子们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关注着追踪着他们的情况。“很多出去的学员经常打电话过来，在外遇到一些问题，找我们说说。”徐亚平说。

   通过采访，记者看到这个未成年戒毒人员戒毒所的用心。在这里，不仅有供未成年人休息、学习和劳动的地方，还有健身房、图书室、舞蹈室、音乐治疗室、沙盘治疗室、宣泄室、拒毒训练室等功能室，并且配备了专门的心理咨询师，通过个体咨询、团体辅导、心理危机干预等措施帮助未成年吸毒人员，希望并帮助他们早日戒断毒瘾，回归家庭，适应社会。

（注：出于保护，高鹏和孙浩为化名）

 

责任编辑：高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