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红敏

   河南省兰考县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2017年3月初才摘掉戴了十几年的“穷帽子”。然而，在兰考农村，有的家庭娶媳妇要花费几十万元，这样的花费让这些家庭不堪重负。持续走高的订婚、结婚彩礼，也让当地一些人借婚姻骗取钱财。放眼全国，类似案件屡见不鲜。
   2016年8月，江苏扬州警方就破获了一个涉案64人、诈骗55起，骗走彩礼近200万元的特大婚骗团伙。专家认为，“天价”婚娶现象暴露出农村社会治理存在短板。表面上这是一个风气问题，深层次上则是农村治理缺失，农民行为缺乏引导。

   父女借“惩罚金”骗财
   2017年2月23日，兰考县孟寨派出所接孙某报案，他儿子孙甲经人介绍，与本乡爪营村王某女儿王乙订婚后，共给对方彩礼13.9万元。后来，王家又以各种理由要钱、要东西。孙家经济条件不是太好，给对方的十几万彩礼，除了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还向亲友借了一部分。面对王家的一次次狮子大开口，孙家只好提出退婚。谁知，这下正中王某下怀。王家以孙家悔婚、给女方造成影响为由，拒不退还彩礼钱。
   接到报案后，孟寨派出所指导员张庆中带领民警在调查中发现，这是王乙的第三次订婚，前两次退彩礼时，仅退还部分彩礼。王某女儿频频与他人退婚，是正常退婚，还是另有隐情？办案民警感到事有蹊跷。
   民警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王乙第一次和程某订婚，索要彩礼9.9万元，第二次和杨某订婚，索要彩礼12.9万元。双方订婚后，王家父女以各种方法，拖延结婚，让男方知难而退，或激发矛盾，导致双方争执，最后如愿退婚。而每次退婚，王家仅退还部分彩礼，说是对男方退婚的“惩罚金”。并且，王乙在与程某尚未退婚之时就和杨某订婚，在与杨某尚未退婚的情况下，又和孙甲订婚。最后孙家所花的13.9万元彩礼分文未退。
   孟寨派出所办案民警认为，王家父女涉嫌诈骗。这样的案件，在与兰考同属商丘市的宁陵县已有先例。
   2016年初，在谢某的提议下，马某化名谢某女儿“谢晓静”、“谢薇”，田某充当谢某儿子“谢晓亮”。他们以相亲、结婚为由，在一年内，7次骗取他人见面礼、彩礼等共计11.8万余元。
   宁陵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三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钱财，谢某、马某诈骗数额巨大，田某诈骗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在共同故意犯罪中，谢某系主犯。另外，谢某在刑罚执行完毕5年以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马某冒充女性，积极实施诈骗犯罪活动，亦系主犯，但其在谢某指使下实施诈骗且获赃较少，有坦白情节和悔罪表现，可从轻处罚；田某起次要作用且未得到赃款，对其从轻处罚。
   2017年1月，宁陵县人民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谢某有期徒刑六年，马某有期徒刑三年，田某有期徒刑八个月。
   王某被拘传到案后，对借女儿订婚骗钱的事实供认不讳。3月1日，王某、王乙父女俩因涉嫌诈骗，被兰考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
   近年来，兰考县农村结婚彩礼金水涨船高，导致许多家庭不堪重负。《在兰考找个媳妇不容易》网帖说，娶个媳妇要经过见面、逛街买东西、订婚、拜年、送礼、结婚六步，每一步都要花钱。订婚时，男方最低要给女方11000元，寓意代表“万里挑一”；结婚时，男方要送给女方彩礼10万元左右；结婚要有新房子，男方或盖或买。盖房的话，要20万左右。在县城买房的话，最低也得30万。有了新房子还要有新家具，这些都是男方操办。女方出嫁前，男方还要给女方买“三金”，即：金耳环、金戒指、金项链。
   据笔者了解，2013年以来，当地订婚、结婚彩礼由11000元（万里挑一）、3.18万元（三家一起发）、4.8万元（四平八稳）、6.8万（顺发）、8.8万（发发发）、10万（十全十美），发展到后来的“三斤三两”（约合人民币十三四万元）、“万紫千红一片绿”（10000张5元的，1000张100元的，600张50元的，共计18万），外加“一动不动”（10万元以上的小轿车一辆，12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一套）。
   据2016年6月28日新华社报道，兰考县赵庄村郭爱花老两口说，给三个儿子娶媳妇儿，成了一辈子的使命。大儿子、二儿子都已经结婚，23岁的小儿子有了对象却没房子，结不了婚。“见面礼给了六万八，哪还有钱盖房子。”郭爱花说：“现在农村娶个媳妇，最少得花50万。其中，20万用来盖房子，剩下的30万则用于彩礼、宴请、购置家庭用品等；要是女方要求在县城买房子，50万都不够。”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夏柱智认为，农村地区长期以来有重男轻女的观念，而经济结构变迁、性别结构变化等问题，进一步导致了部分乡村“嫁娶”人群比例的失衡。“随着农村人口逐渐向城镇集中，女孩子成为农村流失最多的群体，也是最不愿再返回农村的群体。这助推了农村彩礼的上涨。”
   动辄几十万元的天价彩礼，正成为一些农民不能承受之重。然而，许多农村家庭辛苦打工积攒的钱仅够买房子，其他花费只能靠借，使得部分农村家庭负债沉重。娶到媳妇的家庭，也面临一系列问题。一些新婚夫妻迫于还债的压力而外出务工。于是，“一个媳妇是‘买的’，生个孩子是爷奶的”成为大部分农村人的真实写照。

   高彩礼催生特大婚骗团伙
   持续走高的订婚、结婚彩礼，也让一些人铤而走险，借机骗财。2013年10月期间，黄丽通过潘某介绍与河南籍男子王帅认识。之后，王帅父子提出到黄丽家看望其母亲，黄丽以当地风俗要给老人红包为由，让王帅给一个1360元的红包。2013年11月，黄丽答应嫁给王帅，但提出要彩礼3.8万元。得钱后，黄丽却拒绝与王帅父子见面、拒接电话。2014年3月1日，黄丽又通过他人介绍认识河南籍男子王军。几天后，她以上述方法骗取王军3.1万元。案发后，公安机关于2014年4月17日发返回给王军3.1万元、次日返还给王帅3.936万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黄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和被害人结婚为由，向被害人索要聘礼共计人民币7.036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2015年下半年，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黄丽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笔者通过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得知，类似这样的案件还有不少。1991年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的谢红，2011年生一男孩，但丈夫条件不好，谢红心生怨气。谢红的父亲谢军对女儿的这段婚姻也有不满。看到父亲在外赌博欠债，接工程又缺钱，她想帮帮父亲。
   2012年7月，谢红用微信“摇一摇”认识了小朱，与他见面后，谢红谎称自己未婚，很快与小朱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同年12月，谢军急着收彩礼，就催女儿与小朱订婚。小朱家人在酒店摆了酒席，给谢红3万元见面礼，又花1.7万多元买了戒指和项链。后来，父女二人又以各种借口向小朱索要2.5万元。此后，小朱却联系不上谢红。
尝到甜头后，父女俩愈发变本加厉。
   2013年7月，谢红与丈夫协议离婚。一年后，谢军把女儿介绍给蔡某。双方订下婚约，蔡某给了6.6万元见面礼及衣服等财物。订婚时，谢军又向蔡某索要3万彩礼。同年12月，两人举行婚礼，谢军索要5000元。婚后，谢红借口和蔡某吵架，然后回到娘家。然后，父女俩更换手机号码。而就在谢红和蔡某筹办婚事的同时，谢军又托人给女儿介绍小许认识，并向小许要6.6万元彩礼。骗到钱后，父女再次玩失踪。
   之后，谢红通过微信“摇一摇”结识了另外三名男子，她与父亲用同样的方法分别骗取这三人6.6万元、5万和2.6万元。2016年3月份，父女二人被警方抓获。
   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谢红、谢军采用谈恋爱、订婚的方法，骗取6人钱财共计42万元，构成诈骗罪。谢军是主犯，谢红是从犯。
   2016年12月份，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谢军有期徒刑七年、谢红有期徒刑六年。
   而在江苏省扬州市还出现了涉案64人的特大婚骗团伙。2016年8月21日，江苏扬州市江都区警方经过近两年时间侦破，抓获犯罪嫌疑人64名。经查，该团伙在江苏江都区及镇江、南京、常州、泰州等多地，以相亲和订亲为由，进行婚姻诈骗55起，骗走彩礼近200万元。

   兰考制定订婚彩礼城乡标准
   2015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11起诈骗犯罪典型案例，黄丽诈骗案赫然在列。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黄丽诈骗案的典型意义在于，这是一起以婚为媒诈骗他人财物的案例。这一类案件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诈骗对象多为外地人，通过所谓“熟人”介绍进行诈骗，多是以虚构收取彩礼钱为由向男方骗取数额较大的礼金，诈骗成功后立即消失或者断绝联系。本案中，黄丽以和被害人结婚为由，向两名被害人索要聘礼共计人民币7.036万元，数额巨大，导致被骗者人财两空，经济陷入困难，心理受到极大伤害。但考虑到案发后黄丽能够全部退还诈骗所得，且有年幼婴儿需其抚养、照顾，法院对其从轻处罚。
   结婚前男方家给女方一定的彩礼钱，这是中国农村普遍的婚俗，就是城市里也不例外。那么，对于彩礼纠纷该如何处理？
郑州大学法学博士王世宇认为，如果女方索要数额较大的彩礼钱、首饰钱等，则违反《婚姻法》总则第三条的：“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2004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解释二》第二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
   王世宇认为，如果当事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订婚、结婚为名，骗取他人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就构成诈骗罪。2011年2月最高法、最高检出台的司法解释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价值3000元至1万元以上、3万元至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而《刑法》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诈骗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有专家认为，“天价”婚娶现象暴露出农村社会治理存在短板。表面上看是风气问题，深层次上则是农村治理缺失，农民行为缺乏引导。
   为刹住“红白事”大操大办和借机敛财等不良社会风气，2016年12月31日，兰考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出台了《关于红白事大操大办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同时发布了新的红白事操办标准，其中订婚彩礼：县城规划区不超过三万元，农村不超过两万元。索要彩礼过多拒不退还涉嫌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为此，兰考县各乡镇（街道）分别成立领导小组和督查队，在各行政村（社区）设立督查分队。兰考县还制定了详细的奖惩措施，其中党员干部、职工凡是违反本实施方案要求的，由本单位负责批评教育或给予相关处分，情节严重的报县纪委，由县纪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