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家门口的小市场消失时，任诩并不觉得突然，但仍然有些手足无措，她看着空荡荡的市场，呆立了一会儿，转身向小区的车库走去。
尽管早就知道市场要搬迁，一周买菜的次数也不多，任诩仍然习惯了这种距离上的方便，一家人默默地以行动对这个相比起两三公里外的大超市显得脏乱差的小市场表示了支持。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任诩其实也关注这个城市正在调控人口的种种新闻，也不时为北京市政府频频出台控制人口的措施而在朋友圈点赞。她承认，自己从未想过减少这个城市的拥挤人口会带来什么害处。
北京市划定了2300万的人口数量“天花板”，这是一条绝不容许跨越的红线—尽管在过去的多年里，北京一再突破自己设定的人口目标。
为了这个新的目标，北京采取的措施也是前所未有的多元与严厉。问题在于，这个目标能实现吗？
北京的上限
2016年的最后一个月，北京各区召开的“两会”上，包括核心区在内的九个区公布了未来一至五年的人口调控上限。
东城、西城、顺义、房山这4个区则提出，在未来五年内，分别控制人口在76.2万人、110.7万人、130万人和130万人以内。
海淀、丰台两个区均提出，到2020年规划的常住人口数是312.6万人和195.5万人。
朝阳、昌平和石景山三个区订立目标的期限最短，提出2017年要实现人口控制目标，分别为374.1万人、206万人和61.6万人。
这是继2015年北京提出到2020年将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之后，各区根据这一数字倒推出来的具体细化小目标。
根据此前北京公布的2016年将人口控制在2200万以内的目标，尽管目前尚未清楚这一目标是否达成，如果以此为基数计算，要完成2300万的目标意味着，在未来的四年内北京市人口增长仅剩100万余量空间。
根据一年前北京官方公布的数据，当时的北京常住人口为2170.5万人。
这些目标数据可能过于抽象，另外一组数据也许更能说明上述目标的艰巨性：从2000年到2013年的14年间，北京人口增长了857万，年均增长超过61万。
在人口调控上，北京并不是一个后知后觉的城市。
事实上，北京是全国唯一一个从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就开始有明确的控制人口意识的城市，当时就提出要“控制人口盲目增加，减少城市人口”。
1983年，北京市提出到2000年时人口控制在1000万左右，但到1986年，这一数字就被突破了。
1993年，北京再次提出未来十年人口调控目标是1250万，但到2000年时，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到1382万。
外界比较熟悉的是2005年，北京提交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得到国务院的原则通过，其中就提出，到2020年北京人口总量调控在1800万左右。
可是到2010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时，人们才发现，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961万，提前十年突破了此前设定的人口红线。这距离目标制定也才仅仅过去了六年。
几十年的教训一再证明了同一个事实：北京的人口调控目标从来没有实现过。这个结论不免令人沮丧。
但是形势似乎发生了变化，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后，北京开始了新一轮的人口调控，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雄心勃勃和细致严格。
在过去两年，北京市市长每年都会与各区（县）长签订人口控制指标责任书，年底各区县交答卷，将控制人口规模纳入政府年度绩效考核体系。
在严厉的调控政策之下，成果已经初步显现：2015年东城区常住人口下降，在北京率先实现了由增到减的拐点，同年海淀区的人口也首次出现了负增长。
多管齐下
调控是从清理低端人群开始的。
实际上从2008年起，北京市就展开了多次清理地下空间的活动，城区内的许多地下居住空间被拆掉或封闭，许多居住在地下屋的低端就业者受到影响，数以万计的流动人口离开了北京。
这一年，北京媒体曝光的“井底人”生态令外界感到吃惊：十几个人住在朝阳区的一个热力管井里，人均居住面积2平方米，有的已经在井下居住了十年之久。
与此相辅相成的另一个举措则是清理群租房，2013年，北京住建委等单位联合下发通知，禁止房屋群租，要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两人。
这次行动也持续了几年，专项整治不断，2014年的一次整治收获颇大，三个月时间拆除群租房隔断2.1万间，查处了近万名违法违规人员，劝离居住人员6.4万人。
在此期间，知名“蚁族”聚居地唐家岭也被拆迁。
对低端产业的清理也是早几年北京市规划的一部分。2013年，北京启动中心城小商品市场整治和外迁工作，其中包括著名的动物园批发市场、全华北最大的石材市场西直河、在俄罗斯人中颇有人气的雅宝路市场，以及大红门、木樨园等北京人耳熟能详的服装和小商品批发市场。
北京市委党校教授曾宪植此前曾估计，随北京批发市场外迁的外来人口或达到50－100万之众。
外迁持续了几年时间，最近两年的步伐明显在加快，仅2015年就有150多家小商品批发市场退出北京，即关闭了数千家小商铺。
直到现在，这样的工作仍在持续，不过范围从中心城区拓展到了郊区，例如顺义区提出的控制人口手段之一，就是对餐饮、洗浴、美容美发等传统服务业和各类百货、食品、建材市场进行规范，对小百货、小食品、小建材等“五小”企业进行清理整顿。
北京市对低端产业的账算得比较清楚，除了人口控制，还有管理成本。当年的动物园批发市场每年带来六千万元的效益，但是政府要付出的交通、环境等管理费用却超过一亿元。
几乎与此同时，北京近年来一直在压缩进京指标。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从2005年开始到2014年，该指标已经压缩了一半。
当年，北京市人社局也对外表态称，进京指标以后会呈逐步趋紧态势。同时还将严控大龄毕业生，对为进京而考研之人说“不”。
其实2013年起北京就对应届毕业生设置了年龄最低限，要求市属用人单位引进落户的应届非京籍毕业生，本科不超过24岁，硕士不超过27岁，博士不超过35岁。
受指标缩减和限制的影响，北京高校毕业生留京的也逐年减少。清华大学2015年披露，清华毕业生京外就业率连续三年突破50%。
为堵住进京落户在实践中的漏洞，2014年底，据媒体报道，北京市公安机关成立了专案组，开始突击整治买卖北京户口的行为，通过花钱“办理”北京户口，这在过去曾是实践中几乎公开的秘密，那段时间许多人被查，因涉嫌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北京大学两名应届毕业生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
在不断压缩户籍指标的同时，北京市也在不断地给一些资源捆绑户籍限制，楼市限购、汽车限购。
“户口指标越来越少，但户口却越来越值钱。”北京一所高校的应届毕业生王涛感慨说，他后来也和许多同学作出一样的选择，在一家薪酬相当不错的企业和一个体制内单位中选择后者，以获得宝贵的北京户口。
步步升级
北京的中产阶层意识到自己与真正的北京人存在差异，是在孩子入学受挫之后。
在京打拼多年，郑嘉此前从未觉得自己与北京人有什么不同，有房有车，生活优裕。直到2014年，孩子要上学，他才发现一纸户籍像是一堵墙，挡住了生活的顺风顺水。
这一年，北京市各区都提高了非京籍儿童“幼升小”的门槛，例如东城区要求父母双方都在东城务工并住在东城区，有些区则要求父母暂住证的日期必须连续不中断，甚至要求暂住证办理日期必须早于某一年。
郑嘉所在的朝阳区则要求父母双方都在朝阳缴纳社保，这个要求令郑嘉手足无措。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他一直在西城区工作，并稳定地升任为一家公司高管。
在中国社科院长期研究户籍制度的研究员彭波看来，用调控随迁子女入学资格的手段来控制外来人口，是北京在调控人口大背景下不得已采取的手段之一，这也意味着未来北京落户通道将越收越紧。
2016年，虽然没有明确下文，但许多单位开始通知职工将自己的户口从单位集体户迁至本人实际购房居住地，许多单位明确告知职工，逾期不办理的，单位集体户口将被冻结。
这确实是调控人口的一种手段。在近日召开的北京“两会”上，东城区就透露，清理集体户、空挂户，核销、外迁户籍2.95万。
不过，尽管户籍数量紧缩，但北京市响应中央号召，于2016年8月正式出台外界千呼万唤的积分落户政策。
外地来京人员在同时满足持有北京市居住证、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7年及以上、无违法犯罪记录四项条件之后，通过9项具体指标进行积分。
该项备受期待的政策于今年开始实施，不过相比于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北京的积分落户门槛是最高的。并且，根据规定，北京市将会根据年度人口调控情况，每年向社会公布。
彭波认为，北京市的积分落户门槛苛刻，主要是通过积分落户的方式疏散人口，引导人口流向，优化城市人口结构，而不是吸纳人口。
2016年受到广泛关注的北京网约车细则中，也要求网约车“京人京牌”，受到舆论的诸多批评。北京市运管局副局长马瑞后来回应这一问题时表示，这个要求是从治理“城市病”、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要求上考虑的，因为北京“城市病”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口无序过快增长，严重影响首都核心功能的发挥。
北京还提出，在十三五期间，针对不同区域建立有利于人口调控的公共服务及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
事实上北京早在几年前就有要“以水定城、以水定人”的共识，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要“控制人口过快无序增长”的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称，我们必须拿出更大的担当精神，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原则。
2016年6月，北京市民政局负责人公开鼓励京籍老人异地养老。河北高碑店、天津武清等地区试点机构可享受北京市养老床位运营补贴、机构综合责任保险、医保政策互联互通等政策。同时，天津河北地区力争于9月底实现异地就医即时结算。
永远的正反双方
北京的人口调控从最开始就不乏争议。
许多人都记得2005年的三大民意之首，当时北京市发改委就“十一五”规划向市民问计，最终征集产生了“三大民意”，排名第一的就是“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公众提供的具体建议包括“提高雇佣外地人的成本，减少雇佣外地人的机会；家政服务及餐饮服务应由北京市下岗人员承担，以及“提高生活成本，实行住宿限制，没有达到要求的居民个人房屋不能随意出租，从而限制低收入外地人进京”等。
同年，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了《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并在接受公开访谈时直言“外来人口的素质比较低，而且外来人口无序的涌入这个城市，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到北京找不到工作，时间长了生存成了问题，有的还会铤而走险，这个问题还包括一些社会问题，给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
无论是上述言论还是问计产生的民意，都表明在当时的北京确实已有不少人意识到并思考过北京人口急剧增长带来的问题，不过这些颇为直白的观点表达确实容易给人造成伤害，因此在当时也一度引起了社会的口诛笔伐，舆论纷纷指责这是对外地人赤裸裸的歧视。
2010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合理调控城市规模专题调研组在一份调研报告中提到了首都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与北京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矛盾尖锐，加剧了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压力，在流动人口聚居地问题多发，一部分流动人口成为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等等。
因此，调研组建议调控首都人口规模，但不能简单地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建议政府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在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下决心淘汰一批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餐饮、洗浴、美容美发等企业和小百货、小食品等各类场所实行强制退出机制，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槛。
这些建议在得到许多人点赞并在后来被北京执政者真正用于实践之后，引发了对北京外地人群体的热烈讨论。
当时《新华每日电讯》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公开反驳上述言论，称一味地片面强调以流动人口为主的低端劳动者对城市生活的负面影响，对他们的贡献只字不提，甚至想尽办法排挤他们，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洁癖”，并以颇有同情意味的笔调写道：“北京不只是精英们的北京，这个城市今日的繁荣离不开每个岗位上辛勤工作的劳动者，包括在某些人看来很低端的岗位上的劳动者。他们或许卑微，但正是这样的卑微成就了北京的高端。”
即便是到了现在，调控实际开展多年，关于调控人口正确性的争论仍未停歇。
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轮“外地人滚出北京”和“没有外地人北京啥也不是”的争论，大家在虚拟空间肆意宣泄自己的情绪。
其他出路的可能
对于北京市调控人口的做法，即使是在学界，态度也是截然不同。
表示理解的学者认为，北京的人口增长确实已超过了城市的承载能力，划定人口红线进行调控是迫不得已的举动，其实无可厚非。
反对者的观点则比较多样，比较典型的有两种：一是认为北京的人口并没有达到饱和，还有增长的空间；二是认为控制人口不能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
一些学者将大城市病困局形成归咎于此前的政策引导，各种资源、尖端配置都往大城市集中，而大城市自身也总是热衷于抢占资源，导致规模越来越大。
“北京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作为首都，它向经济投资、向医院和学校等领域调拨资源的能力很强。北京发展得非常好，所以导致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陆杰华这样说。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袁崇法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人口集聚既有效益也有成本，真正市场行为是比较效益与成本，但我国城市经济发展要素的集聚主要是靠政府而不是市场，政府权力越在，集聚资源越多，北京作为首都尤其如此。
据此提出的建议认为，控制人口和户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城市病，还需要均衡配置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资源。因此，发展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市被视为一种解决之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翼就认为，类似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这样的探索其实就是对特大城市的启发，要尝试突破现有行政区划的一些局限，舍得将部分优质产业和资源疏解出去，通过市场之手的力量，拉动相关人口在城市周边形成相应的城市功能区划。
一些机构和专家通过对比国际大都市的人口密度，认为北京人口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不过，即便是得出上面的结论，方正证券的分析报告也指出，从国际视角来看，北京的核心区域人口也已经严重饱和—北京市五环内集聚了一半的常住人口。
因此，即便是批评北京的人口调控目标设定不合理，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研究中心主任李铁也认为，可强调主城区人口控制，但北京市所属辖区还可以容纳更多人。
北京市提出的解决方法中，也有“着力抓好通州、顺义、大兴、昌平、房山等新城建设，积极承接中心城功能和人口疏解”一条。
一种基本的共识是，特大城市应当保持与之匹配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无论是在巴黎、纽约还是东京，大城市的核心区人口保持的上升趋势是明显的，这种集聚对提高市场效率是有益的。
基于这种共识，北京的人口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规模，而在于结构，这也是积分落户和清理低端业态同时并行主要的原因—调整人口结构。
目标能实现吗
由于此前屡屡提前数年突破预先设定的人口控制目标，外界不免质疑，北京的本轮人口调控目标能够实现吗？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李铁在2015年末的一个论坛上公开表示，认为北京设定的2020年将人口控制在2300万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北京市要把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从这个角度看对城市发展的规律没有深刻的认识。因为城镇化，农民进城是一个大规模的过程。农民进城就意味着城市人口增加，肯定是越大的城市人口增加的越多。”他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就开始控制人口，但人口增速并未发生变化。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黄文政也激烈地批评北京的调控人口政策，他将北京目前的思路归结为“一方面享受人口集聚的好处，一方面又把规划管理不当造成的种种问题归咎于人口太多，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入”，并认为这样做导致的后果是“人口增长肯定会高于它的控制目标，北京的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将长期滞后于现实需求”。
不过，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在2016年初的一次政务咨询会上公开回应了外界关注的这一问题，他说，去年北京的人口调控目标实现了，北京很有信心。目前北京的人口调控政策和指标，是建立在扎实的工作和有效的管控措施基础上的。2300万的目标“不会突破，答案是肯定的”。
他还解释说，过去的调控不具备两个重要条件：第一，不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协同为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第二，北京的所有经济发展一定要跟城市功能定位相一致。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2015年“两会”透露，过去一年疏解了一批人口，实现了全年调控目标。
这意味着无论过去怎样，至少在过去的两年，北京市如期完成了自己设定的人口调控目标。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此过程中北京并不会遭遇到困难和挑战。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将首要的困难归结为“需要有短期牺牲GDP的定力”，因为人在业在，业走人走，限制产业，迁出产业，都意味着GDP的流失，他认为这也是此前全国多个城市公布的人口目标屡屡被突破的重要原因。
不过，李士祥解释说，应当算综合账而不是单纯的经济账，疏解非首都功能，对经济发展是起促进作用的。
“对北京而言，要算首都的政治账，以及城市的综合账，而不是算某一个点的经济账。所谓综合账，就是经济社会综合发展，如果低端的业态聚集大量人口，耗费大量能源资源，甚至破坏生态，是与国家、与首都形象不符的。”
此外，一个容易被外界忽视的技术性难题是，北京并没有建立准确掌握和协调整合人口信息的机制。据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姚兵介绍，北京既缺乏人口信息数据共享机制，在流动人口信息采集方面也存在困难，并且对短期来京的人口也缺乏监测。“而人口信息是人口规模调控的基础。”
还有一个事实是，作为中国的首都，“首善之区”，北京不得不综合考虑一项政策的舆论影响，有时候过于强劲的批评和反弹也会造成阻力。
不过，无论怎样困难和挑战重重，在过去的一年，北京城六区的常住人口全部实现由升转降的“拐点”已是不争的事实。
外界也相信，新上任的市长蔡奇表态时表达出来的那种力度—必须下更大力气，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加强人口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