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山西赤邓村“不许过满月、一周岁生日、葬礼不准披麻戴孝”，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阳说村规民约应培育乡村社会的公序良俗

“制定村规民约的目的，应该是培育乡村社会的公序良俗，但没有任何一种公序良俗，是建立在随意干涉他人自由之上的，这样的村规民约，不可能使乡村社会变得更道德，因为侵犯个人自由和权益，本身就是最大的不道德”，针对山西赤邓村“不许过满月、一周岁生日、葬礼不准披麻戴孝”等“村规民约”，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杨阳说。

村规民约应有更严格的制定程序

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自我管理的方法，所以它的内容有很大的自由度，杨阳认为，“一般情况下，只要不违法，政府不宜干涉，但这并不意味着是没有底线的自由，法律就是底线，如果村规民约中出现违法的条款，它就是无效的。如果侵犯了村民权益，村民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

村规民约的内容制定要谨慎，制定程序也要更加严格，杨阳说，“一般来说，村民大会可以制定村规民约，但我认为，村规民约就相当于村里的‘宪法’，涉及村民方方面面的生活，对村民的公共生活、私人生活加以限制和规范，所以不能适用一般性程序，就好像《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比一般法律更严格一样，村规民约也应该有更严格的制定程序，比如90%甚至100%的村民同意才能通过”。

即便如此，杨阳也认为，村规民约不宜过度介入村民的私人生活，“最好只规定与公共生活相关的事情，减量介入，甚至不介入私人生活。公民在私人领域的行为，只要不违法，任何组织都无权干预。举例来说，随份子的事情，这些年来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某些地方的风气也受到了很多诟病，但尽管如此，也很难通过硬性的规定去约束，强制人们只能随多少，或者强制不能随份子，这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

软约束更适合村民自治

不可制定强制性措施，也不可制定处罚性条款，那么如何培养乡村社会的公序良俗呢？杨阳认为，“更适合的做法是提倡，通过软约束的方式，鼓励人们改变传统的习俗，培育更好的风俗习惯。”

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乡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看重人情往来，杨阳说，“比如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现象，很多人觉得不太好，应该加以约束，但怎么约束呢？强制性约束，规定红白喜事的规模、花费、请客的人数……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比较合适的做法，是通过提倡、鼓励等方法，逐步改变原有的风气”。

“村规民约应以劝导性、引导性的条款为主”，杨阳说，“居民的私人生活，个性化色彩非常明显，每个人的偏好千差万别，有人不喜欢繁文缛节，一切从简，这很好，但也有人就是喜欢热闹，这也没问题，根据个人选择即可，不宜管得太细，不能强制，更不能制定处罚性条款，尤其是制定侵犯居民权益的处罚性条款。”

强制性条约更多适合公职人员，杨阳说，“因为公职人员的行为，很可能和公共利益相关。村规民约亦是如此，法无禁止即为可行，提倡更好的行为方式可以，但强制别人不能怎么做，则有权力任性之嫌”。

法律和道德之外，还有私人空间

规范秩序、淳化民风，原本是乡村建设中重要的环节，但怎样才能更好地培育乡村的公序良俗呢？杨阳认为，基础是厘清公序良俗的定义和边界，分清楚法律、道德的领域，以及法律和道德之外的领域。

“人的行为，有些是属于法律约束范围内的，有些是道德范畴的，道德的范围比法律更广，但道德也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道德之外，还有私人生活和私人空间”，杨阳说，“法律的范畴内，用法律来解决，法律之外，用道德来引导。这两者之外，还有些属于私人生活的空间，比如随多少份子的问题，它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涉道德，只要钱是他自己的，他愿意给多少，都是个人的选择，别人可以提倡，可以劝导，但不能干涉。”

移风易俗是良好的愿望，但过度干涉私人空间的事务，往往会适得其反，杨阳说，“那些奇葩的村规民俗，对个人选择横加干涉，是不可能建立起公序良俗的，没有任何公序良俗建立在随意干涉别人的私生活之上。这样的行为不会让社会变得更道德，因为侵犯个人的合法权益，本身就是最大的不道德”。

杨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