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７月３０日电 题：严守证明标准　坚持依法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负责人就赵志红死刑复核一案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核准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赵志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三千元的刑事裁定。７月３０日，赵志红被执行死刑。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最高法刑五庭负责人。

　　问：最高法复核赵志红案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答：赵志红案重大、疑难、复杂、敏感，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最高法接到内蒙古高院报送的案件后，一是依法组成合议庭，深入细致审阅全部案卷材料，并调阅了与赵志红案相关联的“呼格吉勒图案”卷宗材料。

　　二是合议庭两次赴呼和浩特市第一看守所提审被告人赵志红，告知其相关诉讼权利，听取其供述和辩解。

　　三是在阅卷和提审的基础上梳理出主要事实和重要证据，对焦点事实和证据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核实。

　　四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向最高检通报案情，听取最高检的意见。

　　五是合议庭对案件进行评议，并提请审判委员会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会议讨论。案件复核过程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问：复核裁定对一、二审裁判作了哪些改变？

　　答：第一、二审裁判认定被告人赵志红实施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盗窃犯罪事实２１起。我院经复核，对其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１７起犯罪事实予以确认；对其中４起犯罪事实不予确定。

　　不予确认４起犯罪事实的主要依据是：虽然赵志红对该４起犯罪均主动供述，供述的作案时间、地点、现场情况、犯罪手段等能不同程度地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鉴定意见等证据印证，但是，赵志红的供述前后之间、与其他证据之间也存在诸多不一致的地方，在一些重要情节上其供述与其他证据还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比如在现场提取的嫌疑人鞋印长度与赵志红的脚长存在较大的差距，对案件一些明显的特征突出的细节赵志红没有作出供述，比如被害人面部有多处锐器创口，赵志红对此却从未述及，赵志红供述的真实性难以得到确认；侦查时提取的一些重要物证或失去鉴定条件，或已灭失，致使证据不够确实、充分，不能得出该４起犯罪系赵志红实施的唯一结论，认定赵志红实施该４起犯罪，没有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因此我院不予确认。

　　需要说明的是，对４起犯罪事实不予确认，是基于证据不足的状况而作出的法律推定，并不一定符合客观实际。就赵志红案而言，造成证据不足既有当时侦查技术落后、案发距破案时隔已久证据湮灭等客观因素，也有赵志红长年连续作案可能记忆混淆导致供述不实等主观原因。对证据不足，没有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依法应当不予认定，这是贯彻证据裁判和疑罪从无原则的必然要求。

　　问：为什么最终定罪量刑并没有发生变化？

　　答：虽然复核裁定改变了一、二审认定的部分事实，但从复核确认的事实看，赵志红的犯罪依然还涉及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盗窃共４个罪名，与一、二审认定的罪名完全相同。

　　从复核确认的犯罪情节看，赵志红长期流窜作案，共计作案１７起，其中，采用胁迫、殴打、捆绑等手段奸淫幼女和妇女１２人，情节特别恶劣；为灭口采用刀刺、扼颈、溺水等手段杀死６人；还具有多次抢劫、入户抢劫、抢劫数额巨大等情节，其犯罪性质特别恶劣，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极大，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赵志红在２００３年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连续犯罪，系累犯，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应依法从重处罚；赵志红虽能如实供述罪行，但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故我院裁定核准其死刑。

　　问：赵志红始终供认强奸杀害杨某某（“呼格案”被害人），最高法为什么认为不能确认？

　　答：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判处案件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被告人的供述只是证据体系的一部分，只有对案件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审查，确定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才能判定被告人有罪。

　　在杨某某被害案中，证人证言及现场勘查笔录、尸体鉴定意见主要是证明了现场情况、杨某某的死因及案发时赵志红在现场附近生活有作案条件，均不能证明赵志红与杨某某的被害有直接关联。虽然赵志红归案后主动并始终供认强奸杀害被害人，其供述的作案地点、主要手段等内容，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鉴定意见等在案证据大致印证，但是，其关于作案的具体时间、案发前是否到过现场、被害人的衣着、是否从被害人身上搜取财物等细节供述前后不一，供述不稳定。赵志红对部分重要情节的供述与证人证言、尸体鉴定意见、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不一致，比如对作案时间，有１９９６年３月至７月、在２０时至２２时之间多种供述；在侦查阶段多次供述奸淫被害人时射精，与杨某某的阴道分泌物中未检见精斑、现场勘验检查和尸体鉴定均未发现精斑相矛盾；供述被害人穿得不多、未系皮带等衣着情况与杨某某穿得多、系皮带的实际情况明显不符；供述作案时揪下被害人耳环，与杨某某双耳未见损伤的情况不吻合，等等。换言之，指向赵志红作案的证据只有其供述，而其供述与在案其他证据存在诸多且重大的矛盾或差异，不能根据这样的供述认定赵志红实施本起犯罪事实。

　　问：最高法没有确认赵志红强奸杀害杨某某，是否意味着“呼格案”再审改判无罪错误？

　　答：内蒙古高院经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再审改判被认定故意杀死杨某某的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这一再审改判，既是慎重认真的，也是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高度好评。

　　“呼格案”再审改判无罪，是因为认定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的证据不足，并不是因为赵志红自认真凶。“呼格案”再审改判具有重大的法律意义，其意义不在于是否挖出了真凶，而在于让疑罪从无等保障人权的法律原则和相关的司法程序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普遍的贯彻执行，有利于坚决防止出现类似悲剧。

　　最高法没有确认赵志红强奸杀害杨某某，对“呼格案”的再审无罪改判不应产生任何的不良影响。正是由于深刻吸取了“呼格案”的沉重教训，人民法院才更加坚定地贯彻落实证据裁判和法定证明标准等司法原则，即使面对像赵志红这样的自认罪行的案件也不含糊，也不例外。

　　赵志红案吸引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评论。总的看，舆论的报道和评论是客观、中肯的，但也有不实的内容。

　　比如，有报道称警方在杨某某体内提取到精斑，在赵志红２００５年归案供认其强奸杀害杨某某后，本来已经提取在案的精斑莫名丢失，而真实情况是，１９９６年案件发生后，警方就提取了杨某某的阴道分泌物送检，没有检出精斑。

　　有报道称２００７年赵志红的死刑执行被临时叫停，更具体的说法是原本押赴刑场执行死刑的赵志红被“枪下留人”，而实际情况是，２０１５年一审法院才对赵志红作出判决，在此之前根本不存在将赵志红押赴刑场执行死刑的裁判依据。

　　问：办理赵志红案有哪些启示？

　　答：一是必须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司法人员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全面地收集、固定、保管、检验各种证据，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确认案件事实必须建立在牢固的证据基础之上，确保不论历经多长时间、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发生动摇，导致错判。被告人供述作为证据的一种，也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供述与其他证据无法印证，或者存在不能解释的矛盾，则不能认为查证属实，更不能仅凭供述就认定被告人有罪。

　　二是必须坚持疑罪从无原则。疑罪的范围既包括全案也包括多起事实中的部分事实；既可能发生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情形下，也可能发生在被告人认罪的情形下。被告人认罪的，同样要恪守法定的证明标准。赵志红主动并始终供认，但其供认的部分事实与其他证据有矛盾，不能得出唯一的结论，没有达到证明标准，最高法对这部分事实不予确认，这正是坚持贯彻疑罪从无原则的结果。

　　三是必须坚持未经审判不得确定有罪原则。因为赵志红主动认罪，在未经法院审判的情况下，部分社会公众早已将其看作是自认罪行的凶手。人民法院应当不受各种议论的影响，保持司法中立，严格履行审判职能，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四是必须坚持严格司法原则。在本案中坚持严格司法，首先要求不能“和稀泥”，不能直接确认全案事实，对部分事实不依法进行严格的审查核实确认；其次要求不能裁判尺度有异，不能因为赵志红作恶多端，恶贯满盈，就可以对其降低证明标准，不对每起犯罪事实都严格依照证明标准进行审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