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联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围绕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专题询问。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自2010年开展专题询问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对最高人民法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专题询问会上,有一名列席此次常委会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听得非常认真。她就是江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江西友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冯帆。看到目前“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已经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冯帆颇感自豪。作为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冯帆提出的第一件建议就是有关破解“执行难”的建议。

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2018年,这件建议连同其他5件关于“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建议,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确定为重点督办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单位办理。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被确定为重点督办建议牵头单位。

深思熟虑提交履职首件建议

谈及为什么会将破解“执行难”作为自己的第一件代表建议,冯帆告诉记者,这是她深思熟虑的结果。

在冯帆看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为一名律师,冯帆将目光锁定在与自己工作相关的领域。彼时正是人民法院大力推进执行工作、破解执行难的关键时刻,联想到自己工作中代理执行案件的点点滴滴,冯帆决定写一件执行方面的建议。

确定了想法之后,冯帆立即前往江西省高院走访,收集相关数据,了解具体工作情况。在交流过程中,她得知江西省高院对于那些超过案件总数60%、标的为10万元以下的涉民生案件采用了“三推送”的执行方式,即:向乡镇(街办)推送小标的、涉民生案件信息机制；综治网格员协助执行机制；向民政部门推送“执行不能”案件困难申请人信息机制。

“这种工作方法,充分整合了基层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工作力量,有力推动了那些标的不大占比却不小的案件的执行,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执行难问题的解决。”冯帆说。

经过整理,最终,冯帆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建立社会化协同执行机制,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建议》,作为自己履职后的第一件代表建议。

高度重视多措办理重点建议

2018年6月,冯帆的这件建议被列为重点督办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办理。为此,最高法院专门成立办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担任组长,制定详尽的办理工作方案。

就在当月,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邀请,冯帆专程前往北京参加了最高法院举行的破解执行难工作重点督办建议座谈会。同时收到邀请的,还有张凤英、刘德辉、王士岭等其他提出相关建议的代表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发改委等9家单位。在会上,最高法院通报了各地利用社会力量共同推动执行工作的经验以及最高法院本部与各部委建立“总对总”大数据信息连接,对被执行人财产实施网络查控的做法。

除了召开这次座谈会,自去年6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由院领导带队负责的6个巡查组,对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级法院开展为期数月的“基本解决执行难”专项巡查,同时将办理重点督办建议和督导检查有机结合起来。

全面沟通联络是办理工作的“硬要求”。最高法院还通过电话电邮、短信微信、召开座谈会、邀请视察、上门走访、见证“基本解决执行难”活动,与代表153人次开展沟通,代表满意率达100%。

中国特色执行制度基本形成

在对重点督办建议的办理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发挥主体作用,广泛征求、认真研究、积极吸纳有关方面的意见,推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一方面,最高法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先后印发《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自诉案件受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等。

另一方面,最高法院拓宽网络执行查控的范围,包括与银行的查询、冻结、扣划范围进一步扩大；与自然资源部就不动产“总对总”网络查控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公安部就人口基本信息、宾馆住宿信息等重要信息的查询共享和对车辆的查控等工作达成重要共识；与民政部、税务总局、银保监会等部门的沟通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保险理财产品的网络查询,税务登记信息、纳税信息、婚姻登记信息等相关信息的网络查询和新三板网络冻结功能将上线。

为办理好重点督办建议,最高法院还将代表建议办理与“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一同部署、一起推进,切实将建议内容转化为工作实效,回应群众关切。2018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2016年至2018年9月,全国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1884万件,执结1693.8万件(含终本案件),执行到位金额4.0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5%、120%和76%。

“总的看,‘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非打不可。通过这场战役,打出了声威,打出了士气,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周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