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在不断变革进步的时代。
作为一个60后,杨学东一直在努力跟上这个变化潮流。
从窗口立案到网上立案,从人工录入到语音识别……从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审判员、庭长、政治处主任到副院长,杨学东见证了平阳法院变迁的过程。
“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杨学东自嘲地说道。
裹挟着这股变化趋势,平阳法院顺应司法体制改革打造现代基层法院的步伐已然前行。
“大部门制”不止是“大”
变革的时代,法院的管理也需要变化。
“员额制改革后,越来越多的人员将集中向办案一线。此时,法院的管理尤其是综合部门的管理必须做出改变。”平阳法院院长谢作幸说。
为提升工作效能,探索扁平化管理模式,平阳法院于今年启动“大部门制”机构改革,院机关内设部门数量从原来的20个精简为9个。
谢作幸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部门至少需要一名负责人,有些还需要一名内勤,“员额制改革后,大量人员都到了办案一线,再维持原有架构也是一种人员上的浪费。”
“我们将职能交叉、业务相近的6个非审判业务部门同类合并为党务处、政务处和审务处3个机构。同时,打破原有庭室结构。将审判业务庭合并为简案组、繁案组和综合审判组。”该院政治处主任、党务处处长吴道广介绍道,“其中,简案组负责简单民商事案件,繁案组负责疑难复杂的民商事案件,而综合审判组负责刑事和行政及再审类型案件。”
“大部门制”改革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它改变了“九龙治水”的问题。
该院办公室主任、政务处处长方忠哨就认为,“大部门制”改革压缩了原来的管理层级,提高了工作效率,避免了推诿扯皮现象。
“这些在综合部门体现得尤为明显。像党务处就整合了政治处、监察室、机关党委、工会4个部门。以开展廉政教育活动为例,这项活动牵涉政治处、监察室、机关党委3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想法,最后就可能出现各自为战的局面,工作都做了,效率却没有提高。”吴道广说,“现在大家属于一个部门,由一个负责人调配工作,职责更加明晰,效率也大大提高。”
不过,吴道广也坦承,目前的“大部门制”只是人员和内部管理运行的整合,原有的机构和部门负责人职务依然保留。
法院里的“ETC”
除在综合部门带来显著变化,“大部门制”改革也让审判业务开启了“ETC”模式。
蔡某就成了“ETC”模式的受益者。
在一起交通事故的赔偿案中,作为原告的蔡某其案件从开庭到判决前后用时不到20分钟。
这个“ETC”模式就是平阳法院从2017年起开始全面试行的“繁简分流、简案快审”机制。根据该机制,对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晰的案件纳入速裁程序由简案组负责审理,对疑难复杂案件则由繁案组审理。
“我们确立了一个二八原则,就是20%的案件由繁案组负责,80%的案件由简案组审理。”谢作幸介绍道。
不管是幸或不幸,杨继斌成为负责那个“八”的人。
作为该院简案组组长,杨继斌认为,“简案快审、繁案精审,法官可以将更多精力集中于疑难复杂案件,从而实现司法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
据杨继斌介绍,为确保繁简案件的流转顺畅,除破产、合伙公司股权、土地承包、建筑工程合同等五大类案件外,其余所有民商事案件都先由立案庭分流至简案组,经简案组组长鉴别后,对于其中的疑难复杂案件再分流至繁案组。
“繁案组会不会不情愿接收你们的案子?”记者问道。
“目前来看,机制运转还比较顺畅。”杨继斌说。
“一切要以工作为重,不能计较个人利益得失。”繁案组组长黄孙荣补充道。
黄孙荣也在考虑繁简案件的流转机制建设,“比如可以引入绩效考核制度。在考核时,一个复杂案件可以折抵几个简单案件,这样简案组就不可能把简单案件分流到繁案组来。”
不过,“大部门制”改革在带来红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现实的问题。
“‘大部门制’改革只是我们基层法院的改革,中院、高院目前还是原有模式。某种程度上,对上承接是有一些问题的。”吴道广说。
杨继斌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按照改革要求,对上承接还是由原有部门负责。比如说我是金融庭庭长,那么中院、高院对于金融类案件的指导还是由我来承接。”杨继斌说,“但实际上,有些金融类案件是由繁案组审理的,我就变成了一个传声筒。”
“与综合审判组不同,简案组、繁案组的案件类型是交叉的,区别的只是难易程度。”黄孙荣说,“但中院、高院的指导是条块的,这无形中就会增加传达上级法院指导精神的层级。”
杨继斌、黄孙荣两人都认为,必须要建立某种沟通机制,以防交流不畅情形的出现,“毕竟不能总是指望个人关系的远近。”
“改革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吴道广说。
拥抱最新信息技术
加强管理,提升工作效率是平阳法院顺应司法改革打造锐意建设现代基层法院的一个缩影。
“软件不能软,硬件也必须硬。”谢作幸认为,“除了加强管理,现代基层法院一定要拥抱最新信息技术。”
在该院一楼的诉讼服务大厅,记者见到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成果——自助服务终端机。
“通过该终端机,当事人可以进行信访预约、自助立案、卷宗查询、打印旁听证、缴纳诉讼费等业务的操作。”诉讼服务中心导诉员王君介绍道。
王君点了一下自助立案,通过身份验证、填写相关信息、扫描起诉状等几步简单操作就完成了立案工作,整个过程用时1分钟左右。
“对于没带起诉状的,当事人可以利用旁边的智能填单机完成起诉状的填写,填单机里有相应的模板。”说话间,王君在自助填单机前选中了合同纠纷模板,填写好原、被告信息以及案由,点击打印键后,一份起诉书就完成了。
信息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大立案”服务目标。
据了解,为有效解决司法公信力不强、诉讼服务水平不高等短板和问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去年在全国率先部署开展“大立案、大服务、大调解”机制建设。其中的“大立案”,是在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并依法规制滥诉的同时,创新立案方式,通过推行网上立案、跨域立案、延伸立案,达到“100%的案件最多跑一次、50%的案件一次不用跑”,切实解决立案难问题。
“像我们刚才在自助服务终端机上的操作,当事人运用自家电脑就可以轻松实现。”杨学东解释道,“这也是落实省高院最多跑一次、最好不要跑诉讼服务理念的举措。”
谈起对“最多跑一次、最好不要跑”的理解,谢作幸还有些惭愧,“诉讼事务繁杂,我当时心想怎么可能只跑一次、甚至不用跑呢?但自从了解到网上立案后,我觉得借助互联网完全可以实现。”
互联网技术的运用让平阳现代基层法院建设插上了翅膀。
“目前,我们正尝试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共享应用到法院审判事务工作中。随着语音识别技术的开发、OCR识别技术的深度应用,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应用,将极大地解放法官生产力,对于破解案多人少具有重要意义。”平阳法院网络工程师罗惜墨说。
做好司法为民这道题
“现代基层法院应当做到司法服务为民,既要公平公正地审理好案件,也要服务好人民群众的诉求。”该院书记员叶成洁这样认为。
软硬件的加强最终目标还是要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大部门制’改革后空出来的人员,我们都充实到了执行局和诉讼服务中心。”方忠哨说。
徐澄钊就这样被从金融庭充实到了执行一线。
“我是出差回来后才得知被调去执行局的。”徐澄钊笑道。
除了东奔西跑的执行,徐澄钊每周都有一天要在执行事务大厅值班接待当事人。
“执行干警每天都在外面忙碌,当事人有问题想咨询很难见到人,又担心电话讲不清楚。因此,我们每周让执行干警专门安排一天接待当事人。”杨学东介绍道。
“对于有问题想咨询的当事人,我都会集中约在值班的那一天进行接待,对于可能调解的案件进行调解。” 徐澄钊说。
徐澄钊的举措是平阳法院近年来推行“大立案、大服务、大调解”机制的一个缩影。
“如何做好司法为民这道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一方面法院要切实发挥审判职能,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另一方面要着力提升司法服务,做好调解工作。”谢作幸说。
谢作幸认为,基层法院处在解决矛盾纠纷的第一线,在发挥刚性力量的同时,也要注重柔性力量的使用。
为此,平阳法院积极加强立案服务中心、联合调解中心、执行事务中心建设,着力打造以“家和文化”为主题的家事调解功能区。
“以调解为例,我们十分注重调解主体多元化和调解节点的全程化,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调解作用,从立案前到诉讼中直至执行和解,都不轻易放弃任何调解机会。”该院诉服中心主任陈上冲说道。
调裁主题的功能化也促进了调解工作。
在该院的商事调裁功能区,记者看到了以“礼义、谦让、诚信、包容”为主题建设的商事文化墙和调解室;而在家事调解功能区,整个装修趋于暖色调,并设有儿童游乐区和哺乳区,处处体现司法温情。
“我们这样设计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缓解双方对立情绪,利于调解工作。”杨学东说。
此外,该院在调解工作中还注重发挥律师作用,并设立了“律师驿站”。
据了解,平阳法院专门划出300多平方米精心打造了“律师驿站”,里面设有休息室、律协联络站、电子卷宗查询室等等,并与县司法局联合建立法官与律师互评互访互学机制;设立“平法论坛”,由县司法局和法院监察室监票,通过全平阳县80位律师与40名一线法官现场互评和投票,评出“十佳律师”与“十佳法官”。
“我们还为‘十佳律师’提供免检通行法院大门、指纹开启驿站休息区等特别待遇,并邀请其参与每年度法院对一线法官开展的庭审考核与优秀法律文书评比,构建良性互动关系。”谢作幸介绍道。
正是这一个个精心设计的细节,促使平阳法院各项改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现在,平阳法院繁简分流、家事审判、庭审实质化及执破结合破解执行难成效显著,调撤率上升、平均审理天数缩短,审判质效大幅提高,执行数据在全市领先。
今年5月25日至26日,浙江高院院长陈国猛到平阳法院调研时,充分肯定了该院所取得的成绩,认为平阳法院是当前全面发展的现代基层法院的“雏形”。
“平阳法院要勇于创新,大胆尝试,力争多出成果、多出经验、勇立潮头,冲出浙江,打造全国一流法院。”陈国猛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