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家骢

　　蒋介石确实结束了他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但他没有撤销对“七君子”的指控。相反，“西安事变”使“七君子”案被扣上了更险恶的罪名：检察官怀疑救国会领袖与张少帅勾结，扣押蒋委员长，以致“国本几乎动摇，名为救国，实则害国”。

　　1937年4月，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罪提交了起诉书，政府显然下定决心要对“七君子”进行审判了。为了应对检方的指控，沈钧儒和其他被告着手聘请律师。根据法律规定，每名被告最多可以聘请三位律帅担任辩护人。他们七人决定聘请二十一位最好的律师，组成一个律师团，来处理这桩案件。他们定下两条挑选标准：第一，必须是有影响力的律师；第二，不能反对抗日。

　　中国司法史上最强的律师团由此组成了。沈钧儒选择父亲做他的辩护人。

　　审判定于6月11日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开庭。那天早晨，律师们齐赴监狱，在前院和他们的委托人见面。尽管已有一大批民众聚集在了法院门外，但法院临时宣布不许旁听者入内。法院此举遭到了“七君子”和律师团的强烈反对，经过反复交涉，最后法院做出妥协，同意让新闻记者和被告家属入场旁听。

　　首先进入法庭的是被告，他们被命令面向法官站着。随后，身穿律师袍的辩护律师入庭，他们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两旁，父亲坐在上首。等所有人都坐定后，审判长让每名被告自报姓名、年龄、籍贯、家庭住址和职业。紧接着，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第一个接受审问的是主要被告沈钧儒。他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有力地驳斥了公诉人对他的每项指控。辩护律师也发了言，特别要求法庭逐条调查起诉书中提到的有关被告与“西安事变”之间有联系的证据，还要求让张学良出庭作证。但法官拒绝了他们的所有要求，声称没有调查的必要。

　　在审问其他被告时，法庭同样拒绝对起诉书中所列举的“事实”进行调查，也拒绝传唤有关人员进行询问。他们不但不接受律师团的调查请求，甚至连律师团为被告提出的证据也拒不考虑。

　　经过五个小时的审讯，法庭在晚上7点休庭。但是律师团并没有休息，他们开了一个商讨策略的会议，一直开到午夜。因为他们担心，法庭会在第二天就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宣告所有被告有罪，并判决“七君子”入狱。为此，他们必须立即采取一些措施。

　　根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律师说，父亲在这个紧要关头发了言。他建议被告方面以法官的公正性有问题为理由，提出取消其审判资格的请求。他们立即起草了一份申请：“由于全体法官在执行职务时众口一词，对其不公正存在严重担忧实不足为奇。兹请求审判长及陪审法官回避。”这个策略起到了作用。第二天，所有审讯工作都暂停了，等候更换新法官。

　　由另一组法官主持的第二次审判定于6月25日开庭。这一天，父亲和其他几位辩护律师乘坐早上8点的快车从上海赶往苏州，于开庭前到达法庭。控、辩双方围绕被告与张学良的关系和扣押蒋介石的问题进行了七个小时的辩论。辩护律师要求传唤张学良进行质询，并提出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至少应该调来军事法庭审讯张学良的记录，检查其中是否有证据证明被告与张学良勾结。但审判长对这些要求还是不予理睬。

　　最后，父亲站了起来。他说他担任律师二十六年，一向避免与公诉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但“今天我们集体要求调来张学良的案卷用作旁证，此要求符合我国法律和常理，法庭必须加以注意。”

　　审判长宣布休庭，以便他与两名陪审法官进行商议。回到法庭之后，审判长宣布同意调取张学良的审讯档案作为旁证，并说到文件送来为止，暂时停止审讯。于是，被告被送回了监狱。

　　这又给七名被告争取到了喘息的机会。在此期间，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呼吁当局释放“七君子”的行动已经发展成了全国性的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是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她要求和“七君子”一起坐牢。不久，数百位各界知名人士，以及学生、工人也都参加了进来，他们说如果爱国有罪，他们也想坐牢。

　　7月7日，日军攻打卢沟桥，这起事变引发了全民的愤怒，政府要继续监禁这七位主张抗日的爱国领袖，在政治上已不可能。7月31日，“七君子”被取保开释。此后，江苏高等法院对这件案子的审理再也没有恢复。但对“七君子”的指控，则要到1939年1月，当苏州、上海和南京都已沦入日本人之手时，才正式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