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类互联网、金融机构纷纷推出众筹模式的“网络大病互助计划”，例如水滴互助、互助宝、相互宝、360互助、同心互助、美团互助等。据了解，这类“互助计划”一般采用会员捐赠型的众筹模式，即一人得病众人分摊。这类“互助计划”因价格低廉、购买快捷，一经推出就受到网民热捧。

有媒体报道称，目前，支付宝相互宝和水滴互助的用户量已经先后突破8000万，且用户数量仍在快速增长。

注册加入门槛偏低

互助分摊费用不高

在某互助平台上，《法制日报》记者尝试注册后发现，注册流程比较简单，只需要填写电话号码，再填写手机验证码即可注册成功。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如果要加入会员，需要填写守护人姓名以及身份证号。在加入过程中需要同意一些条款，条款内容大概是互助不包括的疾病如肿瘤、脑梗、脑出血、肝炎、艾滋病等，而且明确不可带病加入，有90天等待期。

在同意相关条款后，需要选择缴费方式完成加入。一种是0元缴费，需要绑定信用卡和储值卡；一种是支付宝充值1元加入。如果用户选择前者，在互助事件发生后才需要分摊缴费，成为会员满1年互助金额可达50万元，互助范围包括100种重疾、30种轻疾以及身故，互助金额不会下降，可以一直延续到99岁，加入后首月分摊费用免减。

此外，《法制日报》记者发现，加入会员时对女性和儿童的要求比男性多。

在另一个互助平台，《法制日报》记者发现，加入互助有三类互助计划可以选择，一是健康人群抗癌互助计划，即出生28天至65周岁间健康时加入，患癌时可获助(少儿可保白血病等80种大病)，最高可获30万元互助金；第二种是大爱互助计划，即出生28天至59周岁专为患病人群打造，身患轻疾(冠心病、糖尿病)可加入，最高可获10万元互助金；第二种是综合意外互助计划，即1岁至65周岁意外伤残、意外身故可获助，最高可获10万元互助金。

微信扫码关注此互助平台公众号即可加入，然后选择符合自己的互助计划，等待期为180天，等待期内不可申请，但需分摊，账户余额不得低于1元，之后需要填写姓名、身份证信息以及充值金额。最低充值9元，最高充值300元。同时，建议充值30元以上，以免余额不足失去受助资格。

《法制日报》记者拨打了某互助平台客服电话，据客服人员介绍，对于申请互助金的会员，平台会要求申请人上传其疾病的相关资料，看申请人所患疾病是否属于互助范围。如果符合，平台将进行进一步审核，根据申请人提交的资料走访患者住址、上班单位以及就诊医院核实相关治疗信息及医保信息。

客服人员说，证明材料必须是相关部门认证的二甲或二甲以上公立医院开具的，如果走访和材料都没问题，审核通过后会在每个月7号或21号对患者信息进行公示，如果公示3天没有问题，在每个月14号或28号会打款给患者。

对于资金使用问题，客服人员直言，目前没有办法监测，资金有可能直接用于患者的就医费用，也有可能用于其他。因为平台没有发票，只是一个互助产品。

“我比较相信大平台推出的互助计划。”北京某高校学生刘佳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她在支付宝推出相互宝后就加入了，操作简单，分摊费用明细清楚，扣款也不是很多。

网络互助意义深远

法律风险不容忽视

“互助是一种古老的风险分摊机制，但互助与互联网相结合而成的网络互助是新生事物，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无太多经验可以借鉴。当前网络互助计划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人们对低成本风险分散机制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人们的风险管理意识，起到了健康保障教育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保险系副教授张俊岩说。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保险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任自立看来，网络互助作为新生事物，确实有积极作用，解决了相当一部分社会弱势群体的重大疾病费用问题。

但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互助平台或产品是否存在一些风险呢？

对此，任自立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风险，一是可能存在产品误导或者销售误导；二是可能擅自改变会员公约或者对加入者的承诺；三是加入人员的个人信息可能泄露。”

任自立说，第一种误导风险是指人们容易被产品的30万元或50元的互助金所吸引，而忽略了一些申请的限制条件，其实并非都是顶格的互助金额发放，和病种、花费或是年龄都有关系，但平台在宣传时都称为最大互助额，而不强调约束条件，这会让加入的人形成期待落差。

“目前来看，网络互助平台还缺少监督机构，外界监督不给力，个人信息有泄露风险。现在许多平台都号称拥有8000万以上的会员，如果这么多的个人信息被泄露，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任自立说。

张俊岩说，作为新生事物，网络互助在会员数据真实性、互助资金安全性、互助计划合理性、互助事件真实性、平台数据安全性以及互助平台退出机制等方面都需要有完善的规范。早在2015年，原中国保监会就指出，部分“互助计划”经营主体的业务模式存在不可持续性，相关承诺履行和资金安全难以有效保障，且个人信息保密机制不完善，容易引发会员纠纷，存在潜在风险。

“例如，按照有些网络互助平台的声明，加入互助计划是单向的捐赠或捐助行为，会员并不能预期获得确定的风险保障，平台也不对互助申请人获得的互助金金额做出保证和承诺。再加上平台制定的互助申请审查机制，已经发生过会员申请互助时被不予互助处理的情况。再如，无论是预收费还是后付费模式，目前用户加入网络互助计划的成本很低，而遇到疾病或者意外时能够申请的互助金额相对较高，网络互助平台如何维持长期运营？从2016年至今，已经有多家网络互助平台退出市场。另外，由于对网络互助的性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监管缺失，也给网络互助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张俊岩说。

平台自律力所不逮

政府监管刻不容缓

任自立认为，网络互助平台在现行的政策下只能作一个定位，是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的社会团体。对其监督目前主要是靠各个平台单独自律，是自我约束，还不是平台之间的行业性自律。

“对于平台而言，这种自我约束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平台的出现和发展靠的是资本力量，而这种力量说明平台不可能永远做慈善、做公益，平台是要赚钱的，所以靠平台自我约束是靠不住的。”任自立说。

在张俊岩看来，按照保险法和目前的监管规定，网络互助不是商业保险。中国银保监会在《关于“互助计划”等类保险活动的风险提示》中已经明确指出，大多数“互助计划”只是简单收取小额捐助费用，与保险产品存在本质差异。目前国内保险行业有相互保险公司和相互保险社等，但“互助计划”与相互保险经营原理不同且其经营主体不具备相互保险经营资质。

“互助作为一种风险保障形式，在古埃及、古罗马时期就产生了。目前国内也有，比如全国总工会职工互助保障计划等，但以往的互助机制大多是在一个特定的群体内部运行。当前互联网与互助的结合将这种风险保障的适用群体范围扩大了，也由此导致对网络互助性质的争议。性质不明确，就难以确定监管主体。”张俊岩说。

因此，张俊岩认为，加大对网络互助运作的法治约束，健全监管体系是促进网络互助健康发展的基础，但前提是将网络互助的属性分析清楚。在网络互助中，互联网平台的作用、职能、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和每一个互助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等，只有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网络互助才有可能健康有序发展。

在任自立看来，加强法治约束主要是政府部门应加强监督。作为公益性的社会团体民政部门是监管部门之一。此外，互助平台又卖保险，和银行也有关系，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其也有监管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