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4月18日电(樊中华 郁玫)近千平方公里的城市管理区域,涉及市容、水务、绿化、交通等19大领域的1800余项执法事项,却只有1800余名城管执法队员……上海浦东新区城市管理执法面临的挑战可称得上是中国超大城市治理的一个典型缩影。
“辖区面积大、事项多,城管执法队员人手不足是导致粗放式执法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致使‘城管’为人诟病,也使城市形象受损,”上海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下称“浦东城管执法局”)局长张立新在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表示,从这个意义上说,主动探索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执法,既是国际化的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必然,也是城管执法直面传统挑战、进行改革创新的良好机遇。
以“数治”破解传统“城管难题”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传统的“粗放式”城管执法对人力的依赖性极强,在人力覆盖不到或者不能长期“蹲守”的地方,违法行为反复不绝;由于对违法行为取证难,双方难以沟通,为了保证“执法效率”,粗暴执法、选择性执法也难以避免。
“由此,在上海率先探索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背景下,浦东城管局决心先试先行,以数字化改变城管执法的方式,提高执法效率,同时改变上海城管执法者的形象。”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浦东城管执法局为更好地进行沿街商家疫情防控,自行开发了用来登记商户信息的小程序,当信息由此汇聚而来,张立新找到了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切入口”:“大数据是智能化的‘基石’,而精准的、适合执法需求的数据从何而来,一直是首要难题,疫情防控让我们意识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挨家挨户‘用脚采集’,因此基于防控基础数据,我们用半年时间,又经过两轮采集完善,最终首次为浦东近5万家商户建立起了一个精准的基础数据库,同时建立了动态更新机制。”
数据为智能算法运作提供了可能性,如何将街面秩序这一执法场景“数字化”,浦东城管执法局大胆地尝试设计了“非现场线上执法”流程,同时依托涉及市容城建、生态环境、交通、规土等4个领域的66个监管对象数据库,建立标准化检查规范及要求,设计了“现场线上执法”。
这其中,对沿街商户开展风险等级管控的“颜色管理”、创立“智能车巡”队、实现非现场执法的全过程全闭环零接触、开发使用乱点治理微平台等等均属上海首创。
“数字化将珍贵的执法资源集中到突出的问题上去,大大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同时避免粗放式、经验式执法可能产生的主观错误。”张立新说。
数字化带来的是创新力的聚集和执法效果的“质变”:自2021年1月1日“双现”执法施行以来,一季度浦东新区街面秩序类信访投诉量环比下降约30%,由于“线上执法”证据链完善,处罚机制合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执法对象与执法者之间的关系。
而“街面秩序智能管理”模式被列入国家发改委推广借鉴的新区25项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之一,渣土管理应用场景被选入新区7个智能应用场景建设重要成果向上海全市推广。
数字化需“思维转型”先行
在张立新看来,数字化转型,最重要的还在城管执法人员的“思维转型”。
“事实上,数字化转型对执法人员的要求更为严格,一是要守正‘执法者’角色,必须要在基础法律、专业条件和执法流程方面专业化;二是需要‘全能型’人才,了解业务和技术,能独立完成数字化执法办案;三是敢于和乐于创新,在执法的方式方法和数字化方向上不断主动探索。”
为此,浦东城管执法局创造性地引入企业“开放式创新”的理念,根据数字化过程中不同的创新模块设立了几十个“专项工作组”,进行内部创新。
“在我们之前,没有一个数字化执法的案例,也没有标准,我们就是创始人,”张立新说,“我们的数字化一定是为实战工作服务,因此抽调来自各基层中队的年轻人,按照实际需求成立工作组,他们既了解基层工作,也有创新和学习的意愿。”
而当一个智能模块打磨成熟,工作组就会以新的部门形式固定下来,因此,“整个浦东城管执法局内部组织结构是随着工作需要不断变化的。”张立新坦言,技术无法改变管理,只有从内部主动进行适应数字化发展的变革,才能激活内部创新动能,“随着成果不断产生,大家的工作也前所未有地得到认可,创造使整个团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变。”
此外,浦东城管执法局还建立起上海市第一所针对城管执法队员进行培养和深造的学校,抽调各个中队、条线专业能力强的队员编写教材、当教员,同时设立了实训示范基地。
“这一方面让专业知识、经验和经典案例在内部进行充分交流学习,成为共同的财富;一方面实行‘战训合一、边战边训’的机制,全面提升数字化时代城管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张立新表示,我们会通过颁发“优秀教员”证书、颁发不同等级“毕业证”等方式,鼓励积极活跃的学习和创新。
张立新说,当前,浦东城管执法队伍中,高学历人才比例在不断增加,“我们还将不断‘开门纳人才’,吸收更多具有专业领域知识的人才。”
而在浦东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下,“管执分离使执法公正性、权威性得以提升,综合执法为内部资源整合和创新提供了机遇,”张立新说,如何加强执法部门与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如何进一步打通不同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如何在内部建立更加高效的“协同作战”流程等,更多的探索还亟待进行,“‘思维转型’仍将是创新突破的重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