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像

（一）盛唐之音与颜真卿

毋庸置疑，大唐盛世的到来，给华夏民族带来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等等诸领域的全面发展。

政治的昌明和社会的前进发展，自然会带来文化以及艺术的蓬勃发展。此间，因了大唐盛世气象的出现，当时，作为朝庭“开科取仕”所必须而致，书法在文化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并且必要的角色，这是最简单不过的历史，也是事实！

众所周知，说到唐代的书法，楷书显然是首选，也是最值得大谈特谈的一种书体。而要谈到楷书，虽说“初唐四杰”中的欧阳询和褚遂良两人的楷书已经相当地超群高标，但他们都是隋朝过来的人，而隋代的书法在此时总体上还远远摆脱不了六朝遗风，由是，便也决定着欧、褚两人的书法没有与前朝拉开太大的距离，起码在风格取向上是这个样子。对此，或者可以说上一句的是，欧阳询和褚遂良的书法样式是从北朝书风而来，是典型的隋代模式。再者，初唐四大家中的另外两人，虞世南和薛稷（也有人认为是李世民）的书风，则显然是标准的“王家”样式。并且，由于太宗皇帝个人书法口味和大力提倡，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在其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各种形式的王书之风盛极一时……事实如此，那么，究竟盛唐书风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样式的书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盛唐之音呢？

在过去，我们一直是从书法创作的审美取向上去判定一个时期的书法总体风格或风貌，甚至基本就是从作品本身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去划定其归属于哪一个时代风格的；确实，除去那些有明显时间标记和作者署名的作品，要研究某件作品是哪一个朝代的，显然是要从作品本身的笔墨面貌去寻找符合历史上某一时代的印记的。

基上述，于书法，想来最能够代表或者体现盛世大唐这一时期书法发展空前盛况的，就是人们在讲究“二王”法度的同时，没有忘记艺术必须独创，必须创立个人书风。这一时期，应该说：此间的书法发展，无论是在继承与创新、审美、技法等诸多方面，从观念与法度建设到意境表现，都取得了划时代的重大进展。总而言之，即唐代书法的发展，与人们耳熟能详的唐诗一样，至此时已经全面步入一个巅峰时期，具体且主要的表现，是人们对“法”的讲究和对“情”的渲泄，于此间及其后都出现了高潮，从而形成了唐代书风的两大倾向——楷书尚法，行、草书极为抒情。或正因了这段历史，直接引发了真正意义上的唐代书风的出现，即“唐人尚法”书学思想的形成与“唐人重情”的创作理念的暴发。事实大抵如此，所以说，于楷书方面的发展，真正的唐楷书风形成根本性转变是经历李北海的发端之后，到了颜真卿的成熟才得以确立……这，便有了书法特别是楷书意义上的“盛唐之音”。当然，在行、草书方面的发展，此时也因了众多的如张旭、怀素等等高手的出现而显得很是热闹。

颜真卿 宋璟碑

颜真卿，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作为忠臣和学者世家的后裔，祖上系琅琊颜氏，一门官宦，才人辈出。

颜真卿，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生于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卒于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于玄宗开元年间中举进士，迁殿中侍御史，曾出任平原太守，故世称颜平原。入京后历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称颜鲁公。

在此，撇开政治和道德不论，只谈书法，应该说，颜真卿在楷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谓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传世名帖众多，如《多宝塔感应碑》、《东方朔画赞》、《大唐中兴颂》、《宋璟碑》、《郭家庙碑》、《麻姑山仙坛记》、《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等；同样，在行书方面，颜真卿亦取得了为后世书家所推崇的重要地位，甚至有人认为超过了他的楷书，其中的“三稿”（《祭侄文稿》、《争座位稿》、《告伯父稿》）最为世人所重。

（二）颜真卿的千年绝响

对颜真卿在书法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之高，以及其书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大，想来不用笔者饶舌，大家都很清楚。在此，不妨先看两段前人的评价。

众所周知，“安史乱后，李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于是，刚毅的精神成了这时间首要的品质，鲁公书的雄强遂与社会的精神需要合拍了，何况，鲁公忠毅死节的义烈，在士大夫心目中，也是至高无上的品格。故颜真卿书法被推崇，正因其人其书都是最高伦理精神的体证。唐后士大夫学颜书，最终的目标，是要成为象鲁公那样的人，而并非仅仅期望成为一个艺术家……”（姜澄清·《中国书法思想史》121页）

“颜鲁公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与少陵之诗、昌黎之文，皆同为能起八代之衰音者。”（马宗霍·《书林藻鉴》）

由上，不难看出，前一段是精神层面上追求，后一段是书法意义上的描述。对于历史以及人物，历代以来，人们追寻的榜样往往都带有两面性，即对英雄才子要树立典型，一要看成就，二是看人品。信然，再看几则历代文人士大夫们在谈及书画文艺的经典言论吧——于文艺论，汉代的杨雄就说“书，心画也；心画形，君子小人见矣。”于书画，北宋的郭若虚说过：“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于书法，明末的项穆说：“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今曰，人正则书正。”继而又说：“欲正其书，先其笔，欲正其笔，先正其心……正心之外，岂更有说哉？”（项穆《书法雅言》）事实如此，作为后世宣扬的典范，可以说，人品在此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毕竟，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史当中，近三千年的儒学道统所指向的，是“人品第一”。毕竟，作为文人，是要讲究“气节”和“风骨”的，而“气节”、“风骨”在此间的主要指向，便是儒家提倡的“正大气象”和“忠烈刚毅”。

我们知道，颜真卿是开元进士，是中国书法在王羲之之后，能够开创新风格的集大成者。譬如，于楷书方面的成功，其意义决不仅仅限于颜真卿个人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显然，颜楷的出现，使得后世书法的发展有了除去“二王体系”之外的另一个有关于书法之为艺术的审美评判标准，对此，仅就其后的柳公权的后继有才，便已决定了颜楷在整个唐代书法史中的王者地位。再如，在细细地观察分析其后的宋、元、明、清、民国以至于当下的书法发展，尤其在楷书方面的继承和发展，颜楷的影响力之大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及后无来者。诚此，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上一句：颜楷的横空出世，显然就已注定他会光耀千秋，并且，颜楷的出现，就将使得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会出现两个同样能够影响千年的书学体系之一——“二王”之外的“颜柳”体系。

是的，面对颜、柳之前的二王体系，人们总会交口称赞，并且感觉到其书法风流归于隽美遒丽一路，而颜柳体系的出现，世人明显感觉到了雄强伟岸的庙堂之气。恰恰因此，于书法的精神或风格取向而论，显然，以上二者不可能作深入和细致的比较，但作为书学审美的立场和形成体系而后的影响力之大，以上二者却也有着许许多多的相同与相似……我们知道，颜真卿的书法成功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家学渊源（祖辈父辈和母亲一系都是官宦世家、文人世家），二是笔法从褚遂良和张旭书法中得来，三是格调方面“远取大王之宏规，近融北海之雄浑。”此间证据，历代多有评述，就不多作重复了。

上面说过，颜真卿作为一门忠烈的杰出代表，既能文，又能武，骨气节操也可以说得上是一流的，如此，虽说有唐一代人们对他的书法并没有十分的推崇，然而，到了继其百年之后的唐末宋初，一者，晚唐和五代的书法发展，因为有了柳公权、杨少师等等高手的在世并且名重当时，也因为当时李唐王朝的逐步走向没落而无力回天，世人此时注重人品尚且不及，书法自然更算不上什么。二者，因为宋初贴学兴起，虽说行草书方面多规模“二王”，但又因为此时的二王作品多是馆阁碑版或是仿模品、赝品。于是乎，宋人习书多取法唐人，其中，颜真卿便是最受欢迎和追捧的对象之一。有关这点，根本的主要原因不外有三：一是从人品方面说，颜真卿是忠臣，且晚年又官居高位，如此一来影响自然也大；二是颜真卿的书法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事实是在楷书、行书两个领域的创作上，颜书均已达到了“法度森严”和“妙趣横生”的境界；三是作品的存世量非常大，据《铁围山丛谈》记载，仅徽宗一朝，宣和内府收藏的颜书就有八百件之多。

情况如上述，有宋一代，人们学习颜书成为普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此中，较为关键和足以证明其时热闹程度的，一是作为宋四家之一的米芾在其《书史》有云：“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二是冯班在《钝吟书要》也有语：“宋人行书，多出颜鲁公。”与此同时，更有难得一见的，是在宋朝掀起了编次鲁公文集之风，较为经典的有：北宋时期的沈氏采编的十五卷本和宋敏求编的《颜鲁公文集》十五卷本。再说其后，到了明清两朝，更是有了都穆的十五卷本和黄本骥的三十卷本，这，无疑都给后世学人学习颜书者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如此盛况，应该说，作为一个书法家，能够受到后人的追捧和推崇如此，恐怕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或正因此，以至于明代的杨慎在评论颜柳书法时不得不说：“若夫宋之苏、黄、米、蔡，群公交作，极一家之盛，其构势虽各不侔，要之于理，又不能外颜、柳他求者也。”……事实如此，面对盛唐时期诞生的颜真卿及其书法，宋人尚且如此推崇，其后元、明、清诸朝乃至民国而今，可以说“概莫能外”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