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从写真发展到追求意境、意趣，为文人画的孕育准备了土壤。到宋代，一批骚人墨客又以画寄情，借物抒情，遂产生了文人画。

　　以苏轼、文同、米芾父子等为代表的文人画家主张“以画为心画”，“不求形似”。他们都鄙弃对事务的如实描摹，不囿于传统的画理、技法，以意趣为宗，只凭才情性质信笔挥洒。以苏轼《古木竹石图》为例，画中虬结的古木与丑陋的怪石并非自然界的物像，而是画家抒发胸臆的凭借物，是画家心中的古木竹石。苏轼特别推崇王维的画。他认为王维的画“得之象外”。在苏轼的影响下，唐代诗人王维被后世尊为文人画之宗。“得之象外”也成了文人画家追求的境界。

　　文人画常以枯木、竹、石、梅、兰及烟云山景等为题材，这些清雅、疏淡的景物宜于文人借物抒情。在文人眼里，梅花孤高，幽兰洁操，秋菊凌霜，竹则有“刚柔忠义”四德，既可以言志，更可以寄情，画竹实即画人。文同画竹为“意有所不适而无以遣之，故一发于墨竹”，可见这是他宣泄情感、遣发胸怀的手段。苏轼说文同作画乃是“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其实他自己也是如此。

　　宋代翰林图画院推崇诗意画，对文人画的兴起也是推波助澜。宋徽宗政和年间，常以古人诗句作画题，以画取士。这就要求画家不仅要掌握绘画技法，更要确切领会并描绘出诗的意境。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踏花归去马蹄香”;“乱山藏古寺”;“竹锁桥边卖酒家”等。

　　文人画家工诗善书，常在作画之时吟诗写字，诠释画意，抒发性情，自然将书法融入绘画中，形成个人的特色。苏轼以行草的笔意画木石，文同以草书写竹，杨无咎画梅干则用飞白法。文人画开了诗书画结合的先河，这种画风成为以后中国画的主张，至今仍性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