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张渥《九歌—云中君》

国画大师傅抱石于1954年创作的《云中君和大司命》(下文简称《云中君》)将于一年内进行亚洲范围内的多地巡展。美术史上的古画对云中君和大司命的描绘，呈现的均是男性形象。与之相比，傅抱石的《云中君》很特别：傅抱石不仅将以往《九歌》题材中的“云神”云中君画成曼妙女子，还与大司命同框“谈恋爱”。昨天，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知名艺术批评家杭春晓向记者讲述了这幅名画创作时的背景，并明确指出《云中君》的诞生与郭沫若对《九歌》的解读密切相关。傅抱石是以郭沫若写的《屈原赋(今译)》为蓝本，创作了《九歌图册》及两幅同名的《云中君》。

对比古画

将男神画成曼妙女子

美术史上，不少名家以《楚辞——九歌》为依据进行创作。最早可追溯至宋人李公麟，元代的赵孟頫、张渥、钱选均曾画过；到明末清初，由于社会动荡和政治变迁，该题材蔚然成风，为史家看重的属萧云从的版画《九歌图》。

从历代各家关乎《九歌》的传世作品来看，尽管不同画者风格不太相同，且艺术水准也有高低之异，但在人物性别的设定上，几乎没有太大出入，尤其是对云中君和大司命的描绘，呈现的均是男性形象，特别是在张渥的传世作品《临李公麟九歌》(现藏于吉林博物院)中，大司命甚至是上了年纪的“老头”。

反观傅抱石所画的《云中君》，同样是充满了浪漫主义想象的作品：大司命乘龙持剑，英姿勃发；云中君御辇凝神，镇定自若。傅抱石不仅将以往《九歌》题材中的“云神”云中君画成了飘逸的曼妙女子，还将持杖须眉的“寿神”大司命“减龄”为俊朗的青年男性，并让他俩同框。

作品解读

傅抱石一年三幅《九歌》题材

《云中君》创作于1954年。值得关注的是，除了这一件作品，同年，傅抱石就“云中君和大司命”题材创作的作品还有两幅，其中一幅为藏于中国美术馆的十开《九歌图册》，另一幅为同年创作的《云中君和大司命》轴，后者曾于2013年现身保利春拍，当时底价为两亿人民币。

杭春晓将这一次现身的《云中君》与傅抱石的同名作品进行比对时发现，“两者中的人物形象几乎一致，均是将《九歌图册》中的单页上的云中君和大司命合到一张作品中，只是挪动了一下空间关系，变为两幅”。

“在古代绘画中，从未出现过云中君和大司命放在一个场景中的情形，‘谈恋爱’就更不可思议了”。一位书画研究者表示。

郭沫若浪漫解读《九歌》

在《云中君》诞生前一年的6月，郭沫若写就的《屈原赋(今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在《九歌·解题》里写道，“……第二种是歌者或祭者向女神求爱，如《云中君》《少司命》(这两位都是女神)；第三种是男神向女神求爱，如《大司命》(大司命追求云中君)、《河伯》(河伯追求洛神)……”这种解读，让原本为祭祀神灵时所唱的《九歌》，变为世俗中描述男女之爱的“神曲”。

杭春晓认为，“不论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还是画中具体描绘的内容，傅抱石无疑是以《今译》为蓝本，创作了《九歌图册》及两幅同名的《云中君》”。1954年2月14日，傅抱石致郭沫若的一封信中的言词，进一步确定了杭春晓的说法，“数月来除研究工作之外，创作方面为《九歌》之经营，系以我公译文(《屈原赋今译》)为主，从形象表现，唯公译最好设计构图，已完成七幅”。

在创作途中，熟知传统的傅抱石也很纠结，不过他最终选择尊《今译》精神，“约自去冬起，遇暇即执笔为之，全部形象均以《今译》为依归，中间亦曾多次遇到困难(如大少《司命》、《云中君》、《国殇》等章)，揆之旧图，出入实多。拙作除《东皇太乙》外，均作年轻人形象，盖几经揣摩尊译精神，未审当否耳？”他在1954年10月23日给郭沫若的一封长信中如是说。

创作背景

与郭沫若私交好作品多有其题词

在傅抱石遗留的书信中，不少与郭沫若有关，二人私交甚好。

1933年，傅抱石留学日本，决心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美术史。为此，他经常去拜访流亡日本市川的郭沫若，向他请教有关古文字方面的问题，受到郭沫若的鼓励。通过出版的私信得知，在往后的30年时间中，两人交往频繁，傅抱石遇到问题时郭沫若帮他解决，心情郁闷时也经常向郭沫若去信件倾诉。

除了信件之外，傅抱石不少作品也得到了郭沫若的题词。1942年6月，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公演，这部仅花十天赶出的作品在当地引起轰动，周恩来评价《屈原》为“表达了广大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人民的控诉”。时年38岁的傅抱石受这部作品的感染，挥毫创作了《屈原图》。郭沫若看完这幅画后连称，“画与历史剧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为其题写了长诗。

同年年底，“傅抱石教授画展”在重庆举行，“一百幅作品里有一半有郭沫若的题词”。杭春晓说，“傅抱石每有新作，便会拿给郭沫若过眼，请他提提意见”。郭沫若曾评傅抱石于1944年创作的巨作《丽人行》“乃声色灵肉之大交响”。

　　特殊背景下“传统”画家的选择

尽管私交甚好，不过，这一点并非是傅抱石忠实于《今译》的根本原因。杭春晓说，“从1942年创作首幅《屈原图》开始，就能看出傅抱石善于处理艺术创作与所处时代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画面临巨大的考验，美术界提出了“改造中国画”的口号，倡导画家们以“写生”的方式描写实景。而“像傅抱石这样创作传统题材的画家，一开始内心是纠结的”。据杭春晓考证，为了找到出口，傅抱石于1950年开始以毛泽东诗词开展艺术创作，“很显然，当时的时代背景，这种作品有着天然的可行性”。

然而，傅抱石以往端午节都要画的“屈原题材”，如何在新时期取得时代的认可？无疑，《屈原赋(今译)》是他首选文本，“因为《今译》中描绘的浪漫主义意境已符合当时社会的需求”。1942年话剧版本所构建的屈原已将传统文化中清高自诩的文人，转化成了爱国忠君的象征，“新时期再画旧社会那样悲情的形象明显不合时宜。而描写爱情的《九歌》似乎更加可行，也符合‘改造中国画’的精神”。

在杭春晓看来，不论是《九歌图册》还是《云中君》，“都不单单是一件技法高超的画作，更应将其放到历史语境中，它们反映一段精神史”。

京华时报记者易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