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康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一定要牢记‘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的古训，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出自北宋欧阳修等编撰的《新唐书·列传第三十·褚遂良》。文载，唐太宗第四个儿子被封为魏王，生活奢侈，朝中不断有人谏言；太宗不以为然，认为：“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谏者十余不止，小物何必尔邪？”褚遂良却正告说：“雕琢害力农，纂绣伤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也。漆器不止，必金为之，金又不止，必玉为之，故谏者救其源，不使得开。及夫横流，则无复事矣。”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道出了一个从家庭到国家，从历史到现实不断重演的规律性现象，也揭示了人性中极难逾越的“二律背反”：生存条件恶劣时，人们奋斗的目标往往都十分实惠，一旦通过各种努力获得了物质生活的丰饶，却往往不幸陷入其中，最终走向自我毁灭。唐玄宗由提倡节俭、造就“开元盛世”，变为挥金如土，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奸相李林甫，世风日下，很快转向“安史之乱”。唐朝历史值得我们深思。

　　“黜奢崇俭”被视作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一大纲领。乃至于个人德业的考量，养生养心，持家立业，为商为政，皆倡之以节制、勤俭。的确，历史上曾有人肯定“奢靡”对经济的积极作用。如明代陆楫认为：“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伎，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顾公燮批评乾隆三十二年苏州因荒年禁奢，指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明清时期，一些学者虽然看到了奢靡对解决就业（财富从富人流向穷人）的正面价值，但也不是大力鼓吹奢靡之风，所讲的不过是社会上富有阶层的消费影响，且为不得已之选项，非长久之计。直到今天，还有人为“腐败刺激经济”的谬论辩护，此类误入歧途的怪论不值一驳。

　　不过，该古训确为我们透过社会某些奢华假象，观察背后颓废走势之实质，提供了新角度，中外历史上从兴到亡的大量例证为之注脚。“始”“渐”两字说明，风气的形成、危害的产生都是一个量的积累过程，就像“温水煮青蛙”，没有警醒的忧患性认知和防微杜渐的行动勇气，听之任之的放纵会让大家在一口锅中集体消亡。

　　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生活相应地改善和提高无可厚非，共产党人不是禁欲论者。问题在于，需要的满足应该有合理的尺度。“需要”如果大大超过了社会的平均水平，突破了规章制度设定的约束和界限，就会使奢靡之风向健康的社会机体蔓延扩散。“上奢靡而望下朴素”是绝对不可能的。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一个执政集团的价值取向会成为争相仿效的风尚。当整个社会不自觉地认同和浸染了这些意识时，贪欲就能把一个国家和民族推向毁灭的境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腐败的“零容忍”正是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的“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它体现了刮骨疗伤的政治勇气，不仅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大环境，而且也奠定了国家和执政党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稳步发展的基石。

　　毛泽东同志曾提出“两个务必”。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就意识到：打天下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要长治久安，就要避免“贪图享乐”的情绪，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孔子说“奢则不孙（逊）”，一个人奢侈了就显得不谦逊。奢靡盛行，同样会危害到我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奢靡之风，戕害作为我们建党之基、立国之本的“两个务必”，开“危亡之渐”，可不慎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