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网记者 张昊
近日,微信中疯传一段时长为两分钟的视频。视频中,一名男子不断将一个个塑料袋放入一台机器,经过熔解、拉丝、切割等工序,最终生产出一粒粒状似米粒的白色固体。视频配有文字称,这就是假大米的制作过程。
这段视频让不少人恐慌,难道生活中真有假大米?
然而,这只是一条传了很久的谣言。及至今天,有人“发明”出以视频的形式散布“假大米”谣言。
“假大米”视频谣言并非个案。《法制日报》记者发现,谣言传播形式已从文字、图片“发展”到了视频。
前不久,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发布了《谣言易感人群分析报告》及网络辟谣TOP10榜单。在这份榜单上,就有不少视频谣言。
在视频谣言频繁出现的同时,“专家”“研究机构”类谣言也大行其道。这些不断升级传谣形式的谣言,给辟谣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视频谣言增加辟谣难度
生成分析报告的腾讯较真平台主编王杨告诉记者,在梳理榜单过程中,这些视频谣言引起她的注意。
王杨发现,“移花接木”是视频谣言的常用方法。比如,视频谣言“一女子狂犬病发作,当街咬人”在榜单上“热度”排名第六位。王杨经过分析发现,谣言中的“女子咬人”视频出自一个介绍电影拍摄过程的短视频。
王杨说,另一个标题为“某男明星被警方抓走”的视频谣言,看起来与标题、文中的内容一致。但通过对视频内容的追踪,她发现,这个视频拍摄的背景是某男明星参加演出活动,现场观众太热情了,男明星由保安保护着离场。这个情况在谣言中被人说成是“明星被警方带走”。
“视频谣言增加了监控难度。”王杨告诉记者,以往,平台对于文字性的谣言可以用算法自动甄别,这种技术比较成熟。然而,在视频谣言中,视频内容、真假算法很难识别。很多视频不是假的,只是使用了“移花接木”“断章取义”等手法。
如何应对?王杨说,无论是文字还是视频,谣言都有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平台利用这个规律,一方面通过算法加人工审查监控；另外一方面,平台需要不断开发“人工智能”,让机器去学习一些关键词和词意分析,发现谣言。
北京市网信办网管处副处长徐磊说,他通过观察发现,近几年谣言传播途径紧跟技术发展。最早,文字谣言比较多、传播很广。随着辟谣工作的展开,文字谣言不足以迷惑大家,谣言又讲“有图有真相”,有了图片的谣言又提高了一个“段位”。后来,大家慢慢发现有图也不一定有真相。从去年开始,随着短视频、直播形式的新媒体内容发展起来以后,谣言迅速“傍上”了短视频。这些谣言视频中部分经过了剪辑,还有一些视频中出现的所谓专家都是杜撰的。
徐磊认为,辟谣工作也要紧跟技术发展,需要思考如何提高网友对视频渠道和内容的媒介素养,提高网友自主防骗能力。联合辟谣平台也在帮助大家自主识别谣言的共同点,给大家提供一些工具。
“专家”声音迷惑性更强
除了视频谣言,榜单还反映出一个谣言新动向——以“研究机构”“专家”名义发声。
“加拿大某研究机构得出结论,蒲公英可以治癌”；
“某医院出现人感染sk5病毒死亡案例”；
“打疫苗破坏人体免疫力”
……
“‘打疫苗破坏人体免疫力’这个谣言传播也很广。妈妈帖都会传播很多,有很多家长都在纠结要不要给孩子打疫苗。”北京市科协信息中心主任张晓芸说,很多谣言将“获得性免疫”偷换成“破坏人体免疫力”。
张晓芸以多个谣言为例,分析伪装成科学的谣言常有“偷换概念”或“断章取义”的共同特点。“老鼠长出大量肿瘤”的谣言就是断章取义,实验往往环境单纯,把老鼠的某个部位长期浸泡在试剂里；“蒲公英治癌”也是断章取义,实验里有一点点结果出来就被无限扩大化。这一类谣言的迷惑性比较强,大家往往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
对于此类披着“研究机构”“专家”外衣的谣言,辟谣是否会有难度?
“难点在于,在辟谣的过程中如何提升信任度。以前经常是某个机构单纯发声,专家讲的太多,现在看来效果不太好,网友也不太相信。”张晓芸说,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讲并没有那么复杂,科学工作者只要查一下文献就立刻知道有些网络信息是假的,从科学的角度辟谣并没有多难。
张晓芸告诉记者,第二个难点在于,谣言反复出现,很多谣言看似“新的研究结果”,其实是旧谣言“换个衣服”卷土重来。辟谣难度不在科学本身,而是谣言往往还涉及到某个行业、生产工艺、流程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辟谣相对有难度。
三类人群最易受影响
“每一次谣言出来都有大量的辟谣。”较真平台高级编辑李敏告诉记者,辟谣榜单总结了多个大型平台2016年4月到2017年4月的辟谣帖,结合7万人参与的网络调研得出辟谣TOP10和“谣言易感人群的分析报告”。
在“谣言易感人群的分析报告”中,王杨发现易受谣言影响的三大“高危”人群:女性、老年人、未成年人。
王杨说,女性通常心思更加柔软,也更加容易受到身边谣言的影响。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也易受谣言影响,他们的行为能力比较低,所以我们在辟谣工作当中也会非常重视对这两个人群的保护。
今年春节,李敏和团队专门针对老年人做了一个“关爱爸妈朋友圈”的活动,共有约220万网友参与。团队从中提炼出1000条谣言,最后推出了一个老年人群体常见的谣言TOP100。李敏告诉记者,以往辟谣,很多都是使用“打脸式”的语言和方式,“简单粗暴”让人不愿意接受,效果不太理想。破除谣言应该更加提倡“拥抱式”辟谣,让辟谣更有温度。
谣言治理机制需升级
接触辟谣工作后,李敏发现,有些谣言往往是某个行业的营销手段。她举例说,“蓝光致盲”文章中提到的“爱眼协会”专家称,蓝光伤害人的眼睛,三五年后眼睛失明会大面积爆发。这类信息多见于防蓝光膜、电脑防辐射防护眼镜等防护产品的宣传营销中。不断翻新并传播这则谣言的,是销售眼镜的微信公众号。
在互联网“眼球经济”“点击量生存”的发展模式之下,谣言治理机制是否也应更有针对性?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张爱国认为,互联网企业生存、竞争,靠点击量、眼球经济。越是吸引人的谣言,点击量越大,谣言在一定程度上对流量和访问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谣言的治理,网站有责任但又涉及到自身利益,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就需要职能部门重视辟谣,分析谣言。一些职能部门主要对互联网新闻信息的监督执法,对于谣言的重视还不够,认为是“习以为常”“家常便饭”。
“谣言长期存在下去会使网络生态和网友、社会心理、素养降低。”张爱国说,从实践中看,需要对谣言以及谣言发布者进一步分门别类,根据情形以及危害采取不同层次的监管。谣言制造者心态不同,有的是为了满足自己吸引眼球的欲望,有的是开玩笑的心态,有些是商业营销目的,甚至恶意炒作。谣言的基础数据掌握在各大新媒体平台,职能部门需要进一步监督执法,同时指导网站落实处罚。
首都互联网协会自律发展部副主任张韧和多位专家都认为,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网络平台,都应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基于人群以及地域分布进行有针对性的辟谣。
张爱国也认为,谣言治理工作开展多年,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可能与以往技术方面存在难度有关。互联网企业应进一步开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应用,及时发现网友的心理和传播谣言者的心态,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在充分保护用户隐私的情况下,寻找对发布谣言当事人进行问责追究的支撑,进一步发挥作用。
发布谣言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发布谣言的目的是什么?谣言文章背后有着怎样的利益链条?徐磊告诉记者,这一系列的问题,有待通过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的新媒体网站成员,进一步利用大数据分析。他说,“每一个网站平台只能溯源自己平台上的谣言首发者。对谣言溯源以及谣言发布者‘画像’,要在多家网站的协同之下共同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