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国

　　鞍山的小孙感冒发烧时吃了两片感冒药，因为有急事开车出门，怎知一不留神追尾了。如今，“开车不喝酒”已深入人心，但对于“药驾”的危害，大多数人却并不熟知。目前法规并没有“药驾”的明确界定，针对“药驾”的相关法规也属空白。在实际执法中，若因“药驾”引发事故，其处罚一般参照“毒驾”。（12月8日 《北方晨报》）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共有7大类药品在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并提出在服用上述药品后应禁止驾车。这7大类药品包括：对神经系统有影响的催眠药物、有恶心呕吐反应或变态反应的药物、止痛类药物、兴奋剂、治疗癫痫的药物，以及抗高血压药物和降血糖药物等。不难看出，“药驾”所涉及的药品种类并不少，而且其所带来的危害后果，并不逊于毒驾、酒驾等。

　　庆幸的是，报道中的小孙并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但是“药驾”所引发的严重危害，却在类似案件中非常沉重。比如，去年4月，深圳一名男子丛某驾车与停放在路边的两辆公交车相撞，导致一名男童死亡。经查，丛某因身体原因，2日内连续服药，每次服药后都迷迷糊糊，事发前20分钟也曾服药。正因为如此，如何监管和遏制“药驾”，显得尤为重要和必须。不过，遗憾的是，就目前法律规定而言，对于“药驾”却存在立法层面的真空和短板，致使执法面临不确定性。

　　根据交警的说法，在实际执法中，若因“药驾”引发事故，其处罚一般参照“毒驾”。那么，很明显的地方在于，假如“药驾”没有发生事故，则缺乏处罚标准和规定。而对于毒驾、酒驾而言，即便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只要吸食了毒品或者饮酒，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从这个方面而言，同样的危害后果面前，却缺乏统一的执法标准和尺度，“药驾”显然钻了法律的空子。缺乏立法规定，必然会放纵“药驾”行为，对于司机自身以及公众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人身危险性。

　　一份致命性交通事故中用药情况的《调查》表明，吃扑尔敏等抗组胺药（感冒常用药）的事故率，达72%；而吃抗抑郁和镇静剂的人，事故率达97%。正因为如此，对于“药驾”行为，有必要找准问题源头，做到对症下药，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有人提出，在生病服药期间最好不要驾车，如果生病了必须服药请注意主动表明司机身份，请医生尽量避免使用会对驾驶员产生不良影响的药物。但是，仅仅依赖于司机个人自律意识，恐怕难以产生有效的约束力。

　　在很多西方国家，对于“药驾”，都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比如在美国，酒后驾驶的法律同样适用于药后驾驶。2010年时，美国已有37个州通过了禁止药后驾驶的法律。由此，当前有必要纾解立法层面的焦虑，填补立法的真空，将“药驾”写入法律法规中。比如，细化“药驾”的药品范围，强化医生、药店的责任，具体“药驾”的处罚标准和方式等等，都应该成为立法中的内容。

　　总之，“药驾”的危害也是猛于虎，不能任由该现象滋生和泛滥。对于立法机构而言，就应该完善立法设计，对“药驾”给予严厉的监督和管理，为每个人的生命安全筑起法律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