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铮口述：从北京政法到中国政法 发布时间：2016-03-04 09:32 | 来源：上海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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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铮（1918-2015年），生于河北蠡县，1937年1月参加革命，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三纵队九总队、七总队任班长、排长、连长，太行三军分区司令部情报股长，决死队七团参谋长，太行五军分区武装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40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历任太行地区地委委员，邢台市委副书记、市长，华北局党校教务处党总支书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副院长、校党委委员等职。1952年8月被任命为北京政法学院（筹备）党支部书记，同年11月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党组书记、代理副院长。1953年3月起，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党委副书记、公安部七局处长等职，1978年10月至1983年12月任北京政法学院复办筹备组负责人、学院党委副书记。1984年1月于中国政法大学离休。他是北京政法学院筹办、复办的主要领导者。

　　□据　《中国政法大学校报》　报道

　　为抗日，与土匪头子结拜

　　当年，部队曾有把队伍打入土匪内部，然后又交回党的历史。为了能够积蓄力量，我曾经和土匪头子结拜兄弟。可当时的战争环境不可能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尽管我有详细的交代，但依然有人提出审查我的历史。
　　在政法干校期间，我就因此被审查，这一审查就三年多，这三年我完全就靠边站了，等于什么事情都没干成。但是最后弄清楚没事了，我就离开学校，调到公安部当处长。这种状况对我来说应当是很关照，依然让我当处长，说明党很信任我，我觉得很幸运了。

　　在华北革大培养新中国干部

　　1949年刚解放时，国家极其缺乏建设新中国的人才。于是赶快成立短期训练班，包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积极培养国家需要的急需人才。当时的生源主要是原国统区的青年学生。
　　首先要做的是改造思想，还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让他们知道，能不能为人民服务是主要的，发展个人是次要的，人是要发展，而这个发展不能离开国家的需要，不要离开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这是根本的。
　　当时的教员也不少呢，有很多有名的教师，都是党培养出来的。特别是华北革大的基础是华北党校，那里的教员基本上都是延安过来的。华北革大当时一共分四个部，一、二、三部是青年学生部，四部专门培养党的干部。
　　我当时在三部里面当教育科长，任务很简单，经常给同学们做报告，用我们党的思想来武装学生。对于这种党的教育，学生接受情况，大概分三种类型：一种是非常认真地积极主动要求学习，另外一种是比较被动；　还有少数就比较抵触了。从三类型人来说，第一种人是主要的，大概有八九成，因为对旧社会比较了解，体验过人压迫人的统治，要求解放的思想非常强烈，对于共产党的理论非常欢迎。第二种人是没有出路了只好找共产党，因为旧的学校没有了。基于此，我们当时在华北革大也把学生分三个类型给予不同对待，肯定极大多数，否定极少数。
　　这些在学校里积极学习，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学生，很快在学校就被发展成党员，出去就是干部了，有的一年就当上书记了，甚至有学习不到半年就出去了，而他的思想状态跟进来之前相比焕然一新。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学员确实愿意跟党走，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人才需求缺口很大，连解放军才几百万，怎么接收这么大的国家？所以，培养这批人对当时建设新中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我整个革命过程中，不管是在部队还是在华北革大，或者后来在北京做学校工作，我感觉最深的就是青年学生的可爱。青年学生对于我们国家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过去在部队带兵打战，但是回到地方上后又做地方工作，只有到华北革大以后，看到这么多青年，感觉他们的知识才是新中国前途光明的依靠。我很佩服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劲头，以及他们对新中国的热爱，这是我在华北革大感受最深的了。

　　参与政法学院草创

　　1952年，院系调整后，中央决定成立北京政法学院。于是那年八月，我被派过来参与筹办。当时我担任代理副院长一职，同时是党支部书记。为什么要成立政法学院呢？现在对1952年国家对高校的调整有不同的看法。从我个人经历和我当时对党认识来说，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当时刚建立新中国，各方面，尤其是建设新政权的任务非常严峻，谁来搞好这项工作？
　　首先是政法口缺干部，你搞土改也好，保护人民也好，都得赶快把政权建立起来；　没有政法干部怎么行呢？政法学院把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的政治系、法律系和社会系的学生拉过来。
　　为什么呢？这些学生不可能短期学习就要求成为干部，他们不可能马上接受这个任务；　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党当时也没有力量马上接管各个大学，不可能把各个方面都领导那么好。所以我们集中起来，一个是政法、一个是财经，把这两个方面带动起来，一个建立政权，另一个发展生产。因此我感到把政法财经的大学生单独集中起来，由党直接领导，把学校建好是必要的。

　　协助钱端升院长

　　我当北京政法学院党支部总书时，应当说我和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钱端升合作非常密切，非常愉快。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辅助钱院长把学校办好，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具体做法就是教育我们所有的党员，培养学生当中的积极分子，拥护钱端升院长，使他工作顺利。
　　钱院长非常平易近人，但我们交流并不多。因为我那时候很年轻，三十岁的样子，文化基础也很差，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有一种敬重感；同时我觉得和他合作是党给我的任务，他把我看成是党派来的，应当说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干，这是非常难得。那时候我就一个意识：必须支持他把工作搞好。
　　钱端升先生当时有一个秘书，有好多东西，我要是觉得不便直接跟他说的话，就通过这个秘书沟通，先把党的指示传达给秘书，秘书再传达给钱院长；　钱院长对于这种方式也马上接受，回来以后秘书把这事告诉我，我再反映给上面的领导。我当时的任务就是接受上面的任务，传达给钱院长，共同把学校办好。
　　和钱端升院长关系处得不错，还有一方面也是我对知识分子感情非常深的缘故。我的确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抗日战争，我接触很多知识分子，我的入党介绍人是知识分子，教育我进入革命道路也是知识分子。因此我对知识分子感情非常深，没有这些知识分子的教育，我是不会成长起来，我也接受不了马列主义，接受不了毛泽东思想。我想也正因为我有这点基础，所以党才派我做学校工作，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恐怕来学校工作的就不是我了。
　　怎么团结知识分子，怎么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需要想办法，这就是我当时的任务，一方面贯彻党的指示，一方面发挥这些作用。我和钱端升院长接触具体的事情，比如政法学院校规的制定。我们当时几个院领导分工不同，我的任务的一方面是如何安抚各个大学来的学生，让他们安心在政法学院学习。

　　最初的政法学院

　　实际上，我在政法学院工作时间很短，仅仅半年左右。真正亲历我们政法学院的开始工作，也就是这些东西，成立起来招了学生，开了学，把教师请来，也就差不多了。
　　和钱端升院长合作半年后我就调到中央政法干校了。在解放初期，各行各业的干部包括政法干部，文化素质都比较低，缺乏专业知识素养。建立这么大的国家，建立一个新型的政权，那需要有知识，没有知识不行的。
　　政法学院几期活动也训练干部，但主要是还是训练学生。而政法干校，他没有训练学生的任务，他的主要任务是把县级干部集中训练。后来，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跟政法干校合并，但事实上原来老干校的人都没过来，都留在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因为后来的政法干校和公安学院合并，合并以后归公安部领导。所以实际上现在这个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新成立的。
　　我从1953年就调到政法干校，当时做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后来政法干校同公安学院合并。合并以后我当政治处的主任，实际上还是做党委工作，从那以后，经历就很复杂了。后来我去公安部，主要是搞防空。应当说也是很幸运的，原来在学校里面待那么多年，哪里都没有去过。调到公安部以后，几乎全国哪里都去了，所以很开心。

　　重回政法学院

　　“文革”结束后，国家要恢复高校教育，包括重建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学院恢复后的上级主管机构是高级人民法院，高院要求公安部派干部，那时候我在公安部，最后决定让我回政法学院，所以1978年8月，我回来了。
　　我们成立了筹备组，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把很多人“解放”，这是很重要的。长期的政治运动，很多人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心底也都不好受。我们一家一家做工作，安慰他们，现在部分老教授都还应该记得。
　　这一点细讲很难，总的来说是中央政策，邓小平、胡耀邦等党中央领导意识到了“文革”的教训，过去的一些做法对国家危害太大，因此凡是搞错的一概平反，不仅我们学院，在战争时期搞错也要平反，这个决策需要有多大的魄力！
　　“文革”给我们带来的损失非常大，破坏非常厉害，教训很深刻。但积重难返，党要一下子改变这个错误也比较困难。因此好在最后，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做得相当好，看得相当远。当时我们经手的事情太多了，我领导这几个办公室都是搞平反，下了结论，经过他们自己签字以后，都由我最后签字。这是很大很大批，当时有多少，我现在记不清，反正大部分都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