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2001年第一届国家语委科研规划领导小组成立以来，我国的语言文字科研逐步建成对现实语言生活多视角、大规模、成系统、持续性的观察、研究和发布体系与机制，为国家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20年来的语言文字科研工作，是有厚度的，它植根汉语母语教育、外语教育、国际中文教育，推动语言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是有温度的，它重视社会弱势群体，体现人文关怀，为视听障碍人士平等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提供便利；是有广度的，它覆盖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方方面面，助力城市、国家文明形象的塑造，促进各行各业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近20年来，中国学者在国家语委多个“五年”科研规划指引下，围绕语言生活开辟了诸多新的学术领域，提出了“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等一系列新的学术理念，开展了语言扶贫、语言保护、应急语言服务等重大实践活动，有力支撑了国家语言文字事业，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学习和使用”作出了贡献。

第一，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本世纪初，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建立，用动态流通语料库的理念和方法，持续监测语言生活状况，并不断向社会发布监测数据，发布流行语、新词语和网络用语状况，组织的“汉语盘点”活动形成每年一度的“文化风景线”，还跟踪研究语言生活热点，预防或减缓语言冲突。持续编写《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等系列“皮书”，并有英语、韩语、日语、俄语等翻译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字的国家，语言生活十分复杂，要实现通过语言生活和谐促进社会生活和谐，就必须全面、深入了解语言生活，科学研究语言生活中的问题，妥善处理普通话与汉语方言和海外华语、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本土语言与外语等各种语言的关系，构建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导的多语共存共用的和谐语言生活。

第二，提升语言能力。提升个人语言能力，就是培养“多言多语”人。在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要学好方言和民族语言，深扎文化之根，努力掌握一两门外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力量。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处理海内外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中国应具有20/200的语种能力，即能够熟练掌握世界上最为重要的20来种语言，获取人类新知，更好参与全球治理；能够掌握200来种世界各地区较为重要的语言，亦即使用人口400万以上的语言，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为“一带一路”铺设语言之路，加强与世界各地人民的友好交往。国家语言能力主要表现在行政、外事、军事安全、新闻舆论、科技教育、经济贸易等六大领域。目前，军事安全、经济贸易等领域所需的语言能力，早已延伸至中国外语教育的薄弱区甚至空白区，亟须补上。2014年的《苏州共识》，反映了中国关于语言能力的研究成果，是为国际贡献中国语言智慧之一例。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近来研制的《国家语言能力指数报告》表明，我国的国家语言能力位居世界第二位。

第三，保护和开发语言资源。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开始关注语言资源问题，论证语言具有资源性质，探讨语言资源的内涵与外延，而今开始从功能视角研究语言资源，根据功能来评定语言资源的收集、整理、贮存、保护及开发等。2008年国家语委正式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研制《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调查手册》，利用当代语言学理念及语言技术对全国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保护。在此基础上，2015年启动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已完成超过1700个汉语方言点、少数民族语言点及语言文化点的调查工作，出版了《中国语言文化典藏》20卷和《中国濒危语言志》30卷，并正在启动工程二期建设。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亦是中国语言智慧作出的国际贡献之一例。2019年，《万国语言志》编写工程启动，用中国语保理念与规范建立世界语言资源库。早前谈及的语言保护，要保护的其实是人类的旧日世界图景，而面向语言信息化的语言资源，其功能是帮助计算机进行信息加工，获取语言智能，要创造的是人类新世界。语言资源也是语言教育的基础，特别是外语教育、国际中文教育和线上语言教育，更需要语言资源的支撑。语言资源如同水资源、森林资源、旅游资源等一样是国家的重要资源，需要保护，需要开发利用。

第四，开展语言服务。在2005年“世博会语言环境建设国际论坛”上，中国学者提出语言服务的概念；“2010中国国际语言服务行业大会暨大型国际活动语言服务研讨会”后，语言服务概念得到广泛传播。狭义的语言服务指语言翻译业，广义的语言服务是利用语言（包括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巧、语言艺术、语言技术、语言标准、语言数据、语言产品等来满足语言生活的各种需要。增强语言服务意识，提升语言服务能力，准确了解社会语言需求，及时满足语言需求，引导提升语言需求，由此而丰富语言生活，推进社会进步。社会突发公共事件的救援需要应急语言服务。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之时，中国语言学界成立“战疫语言服务团”，研制“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等产品，并向有关方面提供智库服务，有力支持国家疫情防控。应急语言服务有语言信息传递、语言抚慰、应急语情监测三大功能，须从法制、体制、机制和学理上解决应急语言服务问题，开展语言应急教育和科学研究，筹建国家语言服务团，做到“平时备急，急时不急”。

第五，探究语言的经济属性。语言经济学是个新兴学科，主要研究语言的经济属性和经济功能。语言是人力资本，是经济活动各环节都不可缺少的因素，语言创造的经济价值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0%，语言产业、语言产品、语言技术是语言经济的支柱。在服务产业、数字产业快速发展的今天，语言的经济功能更加突显。语言扶贫就是语言经济学规律的社会应用。国家语委通过语言扶贫研究与实践，提升了贫困人口的劳动能力和获取科技、商贸信息的能力，有效切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形成了中国语言扶贫的特色与经验。这些经验正转用在当前的乡村振兴中。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列入生产要素。80%的数据是语言数据，因此，应重视发展语言数据产业，建立语言数据市场，促进语言数据的标准化、洁净化、数字化、智能化。

第六，树立大华语理念。海外华语传承是汉语母语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解海外华语状况，支持华语文的传承与应用，学界建设了“海外华语资源库”，编纂了《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开展了“全球华语语法研究”。在这些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大华语”的理念。大华语是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是在清末以来华文教育、国语运动及近几十年来普通话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当前，世界各地的华语变体相互接触、相互吸收语言成分，并在普通话影响下逐步接近。从全球中文生活视角看，大华语促进华人经济圈发展，支持国际中文教育和国际中文生活，推进中文成为重要的国际公共文化产品。

第七，合理规划各层级语言生活。语言生活有超宏观、宏观、中观和微观四个层级。超宏观是国际语言生活；国际语言生活治理，就是要了解国际社会（包括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的语言生活状况，维护语言平等理念，解决语言濒危、语言冲突等问题，建立国际语言生活的秩序和伦理。宏观语言生活属国家层面，要通过科学的国家语言规划来治理，兼顾国家通用语言和其他语言的功能，内地与特区两种语言国情、国内外两个语言大局、现实与网络两个空间的语言生活。中观语言生活可以再分为领域和地域；领域语言规划需要各行业部门的参与，需要领域语言学的支撑；地域语言规划有县域和省域，还要特别考虑自贸区、自贸港和京津冀、粤港澳、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新经济区域，需要区域语言学的支撑。微观是家庭、学校、医院、企业、厂矿、单位等社会末端的语言生活，直接关系到民生和基层建设。四个层级的语言规划要统筹兼顾，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规划路向，形成科学的语言治理环路。

2020年10月13日，全国语言文字会议召开。2021年11月9日，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工作会议召开。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总结语言生活研究的历史，回顾20年风雨历程，为语言文字事业开新局谋新篇。今后中国的语言生活研究，应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数字化时代三个主题展开，在以往“工具职能”语言规划的基础上，向“文化职能”“经济职能”“安全职能”“数字职能”等方向开拓，满足各层级、各领域、各区域的语言生活需求，为中国发展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作出语言贡献。（李宇明）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