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前排左一）与皇甫村村民在一起

　　1924至1926年柳青在吴堡县寺沟村上小学的地方

　　《创业史》第一部初版布面精装本

　　中国青年出版社与柳青签订的约稿合同

　　今年是著名作家柳青百年诞辰，这位现实主义作家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经典杰作《创业史》和无尽的纪念与探讨。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柳青“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给予高度评价。如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生活走向艺术，让艺术回归生活，是作家柳青给后来者提出的重要课题。

　　“春风到处说柳青”。在纪念柳青百年诞辰之际，来自柳青故乡——陕西省吴堡县的作者为我们讲述《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台前幕后的故事。

　　一顿家常饭促成一桩“好姻缘”

　　1958年4月底，著名作家杜鹏程同志到北京出差，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去驻地拜访他。闲聊中，杜鹏程谈到，柳青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当时，柳青已出版了《种谷记》和《铜墙铁壁》两部长篇小说，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了，而中国青年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红旗谱》《红日》等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计划在一两年内接着出版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这样，柳青的这部小说就机缘巧合地进入了编辑的视野。5月12日，中国青年出版社“二编室”给柳青写信，希望能得到柳青的支持，待这部长篇小说定稿后，交由他们出版。“二编室”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第二编辑室，即文学编辑室。6月25日，柳青回信，婉言谢绝了出版社的请求。他觉得，小说第三稿还没有写完，写完后，还要发表，发表以后才能谈到出版问题，出书估计要在一年以后，甚至更迟。所以，不想过早地做出承诺，以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压力。他让出版社到时候再联系。

　　为了尽快把这部小说“抓”到手，出版社安排社里“唯一科班出身”、最会跟作者打交道的文学编辑黄伊专程到长安县皇甫村去拜访柳青。临行前，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叮嘱黄伊说：“这次到长安，只要能约到柳青的长篇小说，就是胜利，就应记大功！”黄伊见到柳青之后，还未开口，柳青就知道了他的来意。柳青在家里招待了他，还斟了两杯酒，两人边吃边聊，交谈甚欢，顺理成章地达成了合作意向，可谓一顿家常饭，两杯知己酒，成就了一桩“好姻缘”。当然，这和柳青曾在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社工作过也许有一定的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团中央的下属单位，和中国青年报社是兄弟单位。有一份老感情垫底，话就好说了，事儿也就相对好办了。

　　8月7日，柳青和出版社签订了《约稿合同》。这是一份制式合同，出版方盖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约稿出版合同专用章”。柳青在约稿内容的空白处填写了“长篇小说”几个字，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填写了具体的年月日。这份合同的签订，标志着柳青把长篇小说《创业史》正式许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创业史》第一部出版经过

　　1958年10月初，中国作协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安排了国庆十周年献礼工作。会后，各出版社都准备献大礼，中国青年出版社也不例外，将柳青的长篇小说作为献礼的重点之一，列入了1959年的出版计划，希望柳青函告书稿名称、大约字数及交稿时间；同时，还郑重地告诉柳青，出版社领导近期准备到西北各省走一圈，到时候会去长安县拜访他，以便进一步商谈出书事宜。当时，柳青正准备重写小说的部分章节，就给出版社写信，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第一部草率从事，出版后遗憾很多，就很难写好以后的主要部分，这样对读者也是不负责任的，不尊重的。至于‘献礼’，在刊物上发表就够了。”柳青请出版社把这部小说从1959年的出版计划里抹掉，改在1960年第一季度出版。

　　其实，《创业史》最初不叫《创业史》。《延河》月刊在1959年三月号的封底登了一则启事：本刊自四月号开始发表柳青新著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稻地风波”，约半年载完。小说如期于1959年第4期《延河》月刊开始连载，到第11期载完。刚开始，书名是《稻地风波》（《创业史》第一部），从第8期开始，去掉了“稻地风波”四个字，直接叫“《创业史》第一部”，并于版面右下角发了一个说明：从本期起，柳青同志接受读者的意见，取消“稻地风波”书名，改叫“创业史”第一部。

　　《创业史》发表后，为了更好地修改，柳青请出版社把社会各界对《创业史》的批评意见收集起来，最好能剪贴起来。出版社安排资料室认真收集整理以后，安排王维玲同志去长安亲自交给了柳青。

　　1960年1月23日，柳青把小说上卷的修改稿寄给出版社，同时告诉出版社，下卷的修改稿要迟一些，争取2月底3月初寄出。一是因为二十二章要推倒重写，二是因为哮喘病发作，如果住院了，寄稿时间还要更晚一些。出版社非常体谅柳青，说时间由柳青自己安排，并表示，收稿后，出版社会尽量抓紧，争取又好又快地出版。3月初，出版社一收到小说的下卷，就按急件付排了。为了抓紧时间，力争在7月份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之前出版这部小说，文学编辑室和计划、印刷部门还开了个会，大家达成共识，力争每个环节都不拖延时间。

　　《创业史》正式出版之前，为了配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宣传，出版社想发一条新书出版消息，柳青本来不愿意在出书前过早地宣传，但考虑到出版社的需要，就勉强答应了，但是要求出版社只做“简单的介绍或公开的宣布就可以了”。

　　《创业史》清样出来以后，出版社对几个地方的用词提出了修改意见，并陈述了修改理由。之后，柳青就《创业史》出版的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关于封面设计，美编室设计了几个草图，柳青认为“天蓝色较佳”，“米黄色和橘黄色配在一起比较好看”。关于《创业史》内文用纸，柳青希望采用像《风雨的黎明》那样的薄纸，担心纸厚了难看，也不方便携带。出版社给柳青邮寄了《我们播种爱情》《草原烽火》等不同小说的不同版本，供柳青参考。柳青希望《创业史》用36开的小开本，说这样可以装在衣兜里，便于读者携带。36开本是非常罕见的开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尚无先例，但既然柳青有这个要求，出版社就满足了。关于书脊的格式、颜色、字体以及“出版说明”应该放的位置，柳青都做了详细的交代。最后，柳青叮嘱出版社，付印前，书的封面、内封面、引言、出版说明、内文，他要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寄大样时，希望从扉页到最后一页全部寄给他。他还说，书付印时，真想亲自到北京去一趟，可惜因为家中要修理院墙，时间上有冲突，实在去不成。

　　为了避免出现差错，柳青发电报，要求出版社“两卷一同付印”。出版社为了赶进度，寄大样时用的是航寄，柳青亲自审定以后，就在第一时间送到了印刷厂。

　　这样，由黄伊拿回版权，因故由陈碧芳负责过一段联络和编辑工作，最后由王维玲担任责任编辑的《创业史》第一部普及本就于196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首印10万册，定价1.54元，这就是《创业史》的初版本。此外，出版社还装订了一种布面精装本、一种毛边纸本。布面精装本不知为什么有两个定价，有的定价3元，有的定价2.3元。毛边纸版本没有版权页，因为纸张特殊的缘故，书明显要厚一些。这三种版本都是上下卷，36开的小开本。之后，出版社还印了一部分32开的大开本平装本和纸面精装本，由上下卷变成了单卷本。柳青认为大开本的精装本很好，建议出版社多装订一些，给各省都发一点。

　　《创业史》初版本是没有插图的。事实上，出版社从一开始就想加入插图，并且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先后找了北京师范艺术学院装帧系主任阿老和《人民日报》文艺部美术组的苗地，两人都是大家，都愿意为《创业史》画插图，但是因为手头工作任务很重，时间紧，不敢贸然答应。出版社希望柳青通过个人关系，请求华君武给部下苗地匀出来一些时间，以便绘制插图。但是，柳青更希望用有才气的年轻画家。于是，出版社又找了几位年轻画家，分别画了插图，其中有一位于姓画家的插图，柳青觉得很好，说如果政治上没什么问题，就用他的插图。但同时，他又说，如果时间匆忙，初版可以不插画。到最后，《创业史》出版时，终究还是没来得及把插图加进去。

　　《创业史》第一部一出版，便供不应求。出版社曾整理了一份资料，资料中说：“出版社办公室每天都要接到好几起来自不同单位或个人的电话和来信，要求额外供应这本书。有的直接和办公室打交道，有的通过领导来要，有的通过有关部门来要，某机关财务科的通过我社财务科要，某机关的通讯员通过我社的通讯员来要，人民文学出版社样本组有一位同志再三要求我社样本组的同志，无论如何要挤出一本给他，并说，这回你们答应我们的要求，将来我们也可答应你们的要求。”《创业史》一书难求，由此可见一斑。

　　柳青给公社捐赠《创业史》稿酬

　　1960年3月28日，柳青给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说他征得长安县委的同意，决定将《创业史》第一部的基本稿酬全部捐献给他所在的王曲人民公社，作为社办工业的经费，但不知道基本稿酬有多少。柳青希望捐献给公社的数目，不少于全部稿酬的一半。如果基本稿酬比例小，而印数稿酬比例大的话，就以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4月6日，出版社给柳青回信说，得知柳青要把《创业史》第一部的基本稿酬捐献给公社办工业，编辑同志们非常高兴。经过计算，《创业史》第一部的基本稿酬约为5025元，初版如印行5万册，印数稿酬为8250元，如印行10万册，印数稿酬为10878元。尽管当时纸张供应非常紧张，但出版社想争取印行10万册。

　　6月14日，柳青给王曲公社写了一封信，交代捐献稿酬的事情。他说，他将《创业史》第一部的基本稿酬和第一次印刷10万册的印数稿酬两宗共计16065元全部交给公社，希望用于发展工业，或购买机械，或修建厂房，都可以。他特别强调，这件事除了负责干部知道外，不要在群众中间宣布，也不要做任何文字或口头的宣扬。他还说，如果有人这样做，他认为是错误的。可见，柳青是多么低调、务实！柳青给公社的并非现金，而是一张取款单，他让公社派人到银行去转账。后来，公社用这笔钱建了一个农业机械厂。

　　柳青给什么人赠送了《创业史》

　　在1960年3月28日柳青给出版社的信中，他还说他个人需要100部《创业史》精装本（上卷和下卷）用于赠送友人，赠送名单等出书以后寄去，希望出版社能够代寄。同时，他还想要一部分普及本，送给农村的人。6月24日，柳青给出版社开了一个赠书名单，共70多部，他让出版社把书钱和邮费记好账，以后一并结算，剩余的20多部暂时存放在出版社，还特别交代说，兄弟亲戚，赠书上什么都不要写，其余的统一写“某某同志指正，柳青，某年某月”。柳青的赠书名单中，除了习仲勋、刘澜涛、马文瑞、胡乔木、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等同志外，还有陕西省委、西安市委以及哈尔滨、鞍山、沈阳、大连、雅安、长安等地的友人和亲属。他在名单中特别注明，哈尔滨松江地委的六弟刘毓华和沈阳市的内弟马湛溪，要用挂号寄，由此可以看出柳青对刘毓华和马湛溪的特殊情感。

　　柳青在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后，觉得普及本封面的“黄带太细，字小，和上边不对称”，对布面精装本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本来，装布面的，是柳青提出来的。出版社考虑到布面的在市场上销售恐怕有困难，但柳青个人喜欢，就装了一些。柳青本来想用布面精装本送人，但是看到成书后，他改变了主意，想把尚未寄出去的小开本布面精装本换成大开本的纸面精装本。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觉得布面颜色太沉，不如原书颜色好，另一个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出版社考虑到封面设计过于简单，就在“创业史”三个字的背景处烫了一块金，柳青觉得太豪华了，怕给大家留下不好的印象。7月4日，柳青给出版社发了一封电报，内容是“赠书改纸面精装可否”，随后，又专门写了一封信，详细谈了自己的看法。信寄出去以后，又怕出版社为难，7月9日他又发了一封电报，内容是“如不便仍赠布面请勿作难”。出版社给柳青回信说“工厂送来布面精装本290部、纸面精装本240部”，就按照柳青的意思对赠书进行了调换。后来，柳青觉得自己给出版社添麻烦了，感到很不安，专门就这件事对出版社表示了歉意。他说，给出版社发信时，妻子马葳坚决反对，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信发出去了。柳青诚恳地说，他和出版社之间已有那么多的协作，他相信出版社不会认为他是百般挑剔的，请出版社原谅他。

　　出版社代柳青赠送给巴金的书，没有写名字，巴金回过头来，又叫柳青写。当时，巴金已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柳青感到很不好意思，觉得对前辈不够尊重。但他并没有责怪出版社，只是说：“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人总是谨谨慎慎的，而在日常琐事上，特别是在事务性的程序性的事情上，人有时并不那么细心，这是人之常情，对文学工作者来说，应该注意。”

　　柳青开出的《创业史》赠书名单陆陆续续在增加，沈阳作家协会马加、申蔚夫妇便是补赠的。柳青说，马加是老朋友，老朋友出的书都送他，他这回忘了送马加。所以，请出版社“勿忘为要”，还特别在这四个字下边加了着重号。

　　柳青和编辑的不解之缘

　　因为一部《创业史》，柳青和编辑结下了不解之缘。

　　柳青长期住在长安乡下，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好多报刊看不到，想要的书也买不到，他就请出版社的编辑帮忙买了寄给他，编辑总会想办法满足他的要求。柳青想要一本1961年一月号的《文艺哨兵》杂志，出版社就写信给杂志编辑部，让编辑部直接寄给柳青。柳青想要一套《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和英国、法国、俄国的文学史，编辑跑遍了北京，虽然没有买全，但还是让柳青十分感动，这些书大多有头无尾，破破烂烂，柳青知道他们是跑书摊买的！

　　柳青的一对儿女刘长风和刘可风在北京上学期间，柳青因为离得太远，没法照顾他们，就把他们托付给了出版社的编辑。刘长风不满意原来的学校，想转学，编辑先后联系了好几所学校，最后找了北京团市委的工作人员出面，帮助刘长风转到了满意的学校。当时，刘长风想留级一年，柳青不了解情况，拿不定主意，就让刘长风跟王维玲商量，让王维玲给当参谋。柳青托出版社给姐弟俩找个合适的住宿地方，找了好久，找不到适合的，出版社就把西总布胡同的职工宿舍腾出两间来，让姐弟俩暂住。柳青在给编辑的信中说，成年以来，他大部分时间在基层，文艺界朋友不多，所以，既然和出版社发生了较密切的工作关系，就理所当然地把编辑同志们当作朋友来麻烦。同时，他又先后四次在信中叮嘱编辑，仅限于帮助解决转学和找房子两个问题，其他方面不要照顾。他怕孩子们不能正确理解，对他们反而没有什么好处。他告诉编辑，他对世界的要求不高，写完《创业史》，孩子们成好人，对社会有用就对了。

　　柳青患有哮喘病，每年五六月关中小麦扬花时节是哮喘的发作期，这个时候，他就得出去“躲病”。1960年4月26日，柳青给出版社写信说，准备五月去北京“躲病”，做出版社的客人。为了躲避报纸记者和文学期刊编辑拉稿和一般性应酬，他让出版社找了一个与外界联系很少的地方，无拘无束地住了下来。他说，这样做绝不是显示大作家的神气，而是实际需要。从此以后，柳青每次到北京“躲病”，或者到北京去开会，中国青年出版社都“包揽”了他的食宿问题。

　　柳青和中青社编辑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用柳青自己的话说，是一种“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是为了我国文学事业的联合努力，而不是买卖关系，我很满意这种关系”。他们之间，的确不是买卖关系，但也不仅仅是同志关系，他们还是朋友，是亲人！事实上，柳青也没有把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当外人。甚至到了临终前，他仍然给儿女们交代：“我不在人世后，有事还可以找中青社的同志帮助。”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感、怎样的一种信任啊！出版社对柳青的无私帮助，在柳青女儿刘可风的心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叫编辑，是出书的，他们都是热心肠的好人。”

　　柳青去世以后，出版社的编辑帮助他的儿女们料理了后事，还协助安排了几个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作为知己，王维玲为柳青做了最后一件事，就是按照柳青的遗愿，一捧一捧把他的骨灰分放到两个骨灰盒里，一个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个葬在了长安县皇甫村。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现任陕西省吴堡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