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孔雀：薛涛和文青的中唐》寇研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唐女诗人薛涛，唐代四大才女之首，以《春望词》《十离诗》惊艳中唐诗坛。薛涛生前曾是传奇式人物，身后一直为注家所关注，为野史所著录，褒者以为“要平分工部草堂”（伍生辉题枇杷门巷），贬者直斥为“文妖”（李肇《唐国史补·叙近代文妖》）……至今仍似一个热门话题。而寇研所著《大唐孔雀：薛涛和文青的中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诗人形象，一个透视中唐文化的文本。
立传著史，自古讲究修辞立其诚。其一，有能够窥知信史的格局。不戏说，无大话，有根有源，将历史人物的宏观作为与细腻心境的真相呈现给人看，并从中精心梳理出一种新结构。薛涛幼年丧父，为生活所迫而应召入幕府，被编入乐籍。这在有的作者笔下可能会想象着写出许多声色犬马的情景来。而寇妍却独具慧眼，从古今纷纷纭纭的言说中，分析出唐朝女文青薛涛的逆袭人生。即薛涛通过自己的才华和人格魅力摆脱这种低等身份，成为一位受男性尊重（包括权倾朝野的节度使、宰相、著名诗人等）的女性诗歌大家。
传主的时间谱系，交往群落，人生轨迹，命运演进，或出以传主九九八十一首诗作，或出以史学经典，或佐以野史笔记，或资以今古考释，都脉络清晰地呈现在有证有据的种种线索编织而成的历史平台上。文本所论之世，所述之事，所抒之情，所析之理，所悬之念，所褒之德，所贬之人，无一不让人欣然接纳，阅读中没有出现违逆情志的复调喧闹，没有与史学精神——以揭示真相来启蒙——相悖谬的东西。与她唱和者，白居易、刘禹锡、元稹、牛僧孺、令狐楚、裴度、严绶、张籍、杜牧、吴武陵、张祜……皆天下名士，她的清词丽句让刘禹锡、白居易、杜牧倾倒，令元稹爱恋……都是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在此氛围下烘托出的传主形象，真真就是这么一个活泼泼的人物，仿佛就在遥远的天边，又似乎近在眼前，逼真可信，呼之欲出。
其次，是诗情哲思的叙述。虽史料坚实，但却是久久沉淀之后的言说，是酿米为酒的沁渗。文辞顺畅而有情致，没有常见史学著作的坚硬生涩和臃肿。如写薛涛恋爱前后心态，“在遭受爱情之前，无论怎样惊心动魄的际遇，人的身心至少是囫囵的、相对完整的，仍有大的力气去阻挡命运的袭击，在被击倒后重新站起。只有爱情，能激发起人满满的正能量，又能激发起所有无可救药的痴念和深入骨髓的卑微感”（第111页）如此心灵与情感沉浸与过滤的文字，能将文献所展示历史遗迹的余烬吹燃并使之焕发出生命的新能量来。字里行间渗透出如花叶四围缀满露珠般清新的气息，仿佛山间云雾缠来，仿佛大地河流远去，明月松间，清泉石上，无遮无碍，自自然然。倘解读传主的每首诗歌，不只自然插入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中，不只编入传主人生轨迹的坐标之内，而且，更多地以古今中外学者的注疏解读为参照，以此曲径通幽地展示出薛涛诗歌的接受史。
作为80后的年轻作者，诗情哲思的表达并不偏激窄狭，而有着达观的博雅。如对于元稹初以莺莺、继以薛涛的薄情与负心，并非一味道德义愤地谴责，而是以陈寅恪考释为据，提示出以情致中追求浪漫而婚姻中又转身攀附名门是当时士大夫默许的情感规则。如白居易介入其中居高临下的劝慰，似弹奏起不和谐的音响。我们在这里固然可以读出元轻白俗的别样意味，但同样俯仰天地，感喟良多，不会苛责古人。对于薛涛迫于困境为自救求情写出的《十离诗》，不是贬涛者刻板印象式地嘲讽，不是褒涛者一厢情愿地否认，更不是粉涛者委曲求全微言大义地曲解谀评，而是坦然认可，以求立体全面地把握人物。须知人生百态，高尚者仍有未脱世俗处，刚强者未必没有软弱时，仿佛一架钢琴本身就具备着从最低音到最高音的全音域的所有音符，于此才可以论世道，于此才可以知人心。
其三，细节开掘式解读地呈现。一般宏观叙述者或许会陶醉于高大上的势派，却不知若无细节支持，则是无骨无肉的皮张而已。寇研虽年轻却深悟此道。她先拈出诗作来夯实传主的诗人地位。如《筹边楼》：“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如《送友人》：“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昔，离梦杳如关塞长。”如此高远悠长，且不说中唐，就是置于中国文学史中，也是名作。同时，作者用几个沉默细节衬映薛涛的人品。异域曾送来一只孔雀，薛涛曾参与安置与布展。当时中唐诗人墨客多将孔雀与薛涛意象并置付诸歌咏。然而与孔雀同城同处几十年的薛涛，诗中却丝毫不言孔雀。为什么？她是悲哀地从人们期待此鸟开开屏卖卖萌中发现了自己的投影了吗？恰如西川薛校书，孔雀虽好不言情。难言沉默复沉默，此时无声胜有声。同样，当元稹一再辜负她时，当命运的浪涛将她高高扬起又重重抛下时。她洞明世事，练达人情，虽置身于风口浪尖，却不出一言，呈示以高贵的沉默。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不言而天下莫能与之言。这种大眼界大包容大涵养，这种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高远情怀，心字头上一把刀的隐忍精神，不只受益于老子的教诲，更让我们联想到古来英雄贤哲宽阔胸襟的熏陶。这里的沉默，是高贵的沉默，是尊严的无字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