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自1963年出道以来，已出版长篇小说四十余部。“女福克纳”的文坛美誉，确切地道出其作品高度融合社会批判与心理分析的精湛技巧。欧茨出版于2011年的中短篇小说集《玉米少女》，格局虽小却同样呈现了这样的创作特色。

这本集子有个副标题“梦魇（Nightmares）故事”。如果说欧茨在其早年的《他们》《奇境》等作品中曾就梦魇做过弗洛伊德“释梦”式的专门阐述的话，那么这本小说集所谓的“梦魇”则有别于前者。因为它们并非人们入睡之后的无意识或潜意识反应，而是某种现实生活的隐喻。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种生活起初是建立在与梦魇的非逻辑、非理性对立的逻辑和理性基础之上的。《玉米少女》的看点就在于，展现了这种逻辑、理性的生活何以不知不觉滑入了失控的轨道，以至于人们再难把握和驾驭，而任其通往崩溃毁灭的终局。

譬如，《贝尔谢巴》中，继女将身患糖尿病的继父诱骗至林中墓地，在控诉他对她和母亲的所作所为之后，把对他的谴责升级到对其肉体的残酷折磨上。《援手》中，新近丧夫的寡妇对慈善商店的退伍老兵生出爱恋，却唤醒了对方心中在伊拉克战场上激发的兽性，寡妇则于痴迷和恐惧的施受虐情境中渐渐失常。《脑袋上的洞》中，把修颜整容当成家常便饭的富婆们，突发奇想地要在脑袋上开个洞，因为，既然脸都能换，为啥就不能换换脑子，换换精神呢？

从理性到梦魇的过渡，总有一个大幅逾越的过程，但在欧茨的叙述中，这种逾越被化为了一个个琐碎的细节、动作、眼神、话语、口吻，和倏忽即逝的想法，而并没有一个大咧咧的梦魇堂而皇之地宣称：我登场了！另一方面，弄懂了是什么引发了人们的非理性，也就弄懂了欧茨所要批判的靶子，并非非理性所表现的人们内心的欲望、激情、贪婪、嫉妒、恐惧。因为，它们仅仅是情绪化的外露、表象和符号，这些符号所掩盖的另一些东西才是真正触及骨肉的核心所在。

那么，核心是什么呢？在《援手》中，它们是战争“释放内心恶魔”的人性扭曲；在《脑袋上的洞》中，是“超越堕落的自我，回归最初的纯洁”的自我意淫；在《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中，是成人心照不宣的伪善合谋：一个小女孩眼见大人们在新宝宝降生后，大呼小叫地赞美宝宝（包括她的便便），赞美妈妈（妈妈感激涕零地说光是写感谢卡就要写上一年），赞美刚做了姐姐的小女孩（人们不停地问她有了个漂亮的妹妹是不是很开心）。一种甜腻、滥情、虚假、发烧的压抑感窒息了原来的生活。并且，更重要的是，你还不能向大人道破这一点，“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知道你知道。他们就不会再爱你”。

如果说，《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还仅仅是集体梦魇尚在掌控之中的微醺状态，那么，标题小说《玉米少女》则是一出集体梦魇的脱轨狂欢。欧茨为这篇小说设置了两条线索：一线是三个女孩绑架另一个女孩，仿照印第安部落的传统祭祀仪式，在祭坛上杀死玉米发色的少女，祈求风调雨顺。另一线是玉米少女失踪后在学校、社区和媒体上引起的轩然大波，将少女母亲、老师和其他无辜人士，架于道德和法律的祭坛上，成为众人口诛笔伐的替罪羊。

美国的自由民主，于焉剥落剔尽而呈现出另一幅面貌，也就是殖民地时代以及欧洲中世纪“女巫审判”的那种癫狂气质。在少女母亲和老师身上，我们至少可以清晰闻到“自咎文化”和“有罪推定”的强烈味道。母亲时刻怀疑是否因为自己单身、爱喝一点点酒、跟有妇之夫有一腿，或者送女儿上学没有温情目送就扬长而去，便害得女儿遭此磨难，所以，自己才是真正的罪人？老师则因不婚、木讷、喜爱独来独往，而被各种“目击证人”指证其在失踪女孩身上图谋不轨，并且在协助调查期间就被剥夺了教职，学校的理由是“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公众以为你可能做过什么”。

美国是自由的，但问题是一旦你被什么事找上了，那些显示你自由的东西就会反过来成为剥夺你自由的证据，性取向也好，孤独狼也罢。由此，欧茨架构两条平行线索的用意就再清楚不过：西方（先进、成人）文明与其所睥睨的非西方（落后、儿童）文明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呢？事实很清楚，在通往梦魇的道路上，是没有西方与非西方、先进与落后、成人与儿童之别的，而非理性本身也是不可能藉由理性——这个“西方文明”最昭彰的发明——加以克服和消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