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主要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记载反映其思想成果和人生风仪的《论语》，不过是他和弟子日常言行的对话记录。这部对中华文化浩瀚长河起到挖掘河床、疏浚河道作用的早期元典，虽然并非文学类著述，但它于不经意间谈“诗”说“文”的布局落子，却如经天日月，不仅强光聚焦文学源头《诗经》，让我们领略中华文学开场大戏的精妙绝伦，而且从遥远高台为中国文学巨大山脉的延伸和拓展，勾勒出基本走向的路线图和绵延起伏的天际线。

谈“诗”

孔子谈“诗”的话，《论语》中载录颇多，并非泛指文学体裁意义上的诗歌，而是特指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或曰《诗三百》，即后人所说的《诗经》。简略说来，似可分两大类。

一是谈论《诗》的思想内容。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为政》）；“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等。孔子既从总体上肯定《诗》具有思想纯正，有助道德教化的特点，又批评郑声淫猥，易引发小人邪念的现象，这就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为诗歌应有之思想内涵划出边界。《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删定《诗经》“取可施于礼义者”，正与“思无邪”要旨相吻合。他称赞“《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同时表示“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阳货》），背后也是“思无邪”观念的支撑。刘宝楠《论语正义》解释：孔子所以将“思无邪”作为对《诗经》的总论性评价，“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于正，于此一句可以当之也”。

二是谈论《诗》的社会作用。如“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不学诗,无以言”（《季氏》）等。这里，孔子强调学诗的重要，认为诗不仅可以启发想象力、扩大观察面、提升合群性、掌握表达怨刺的方法，而且近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远可以为事奉君主治国理政服务，并可以从中认识和了解诸多鸟兽草木以拓展知识面。他之所以说“不学诗,无以言”，除了当时政治外交及礼仪交往活动等，常借《诗经》中的诗句来表达意图和传递情感外，还在于学诗能够启发人的类比联想，感悟新知。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也。”（《八佾》）

孔子与弟子这两段“始可与言《诗》”的著名对话，一方面说明学习要善于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另一方面也表明诗歌具有引譬援类，“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特性。恰如《文心雕龙·比兴》所言：“《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

《论语》谈“诗”，还涉及《诗经》的品类、具体诗篇的评价等诸多层面，但最核心、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上述论题。孔子探讨这些问题而发表的意见，深入中国文学骨髓并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后世议论很多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及“诗教”说等等，都是站在自己时代的峰峦或土丘，对孔子登高一呼的山鸣谷应，尽管其中不乏异样杂音。

说“文”

“文”在《论语》中使用频繁，蕴有多义：既有指文献及文献上知识者，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文，莫吾犹人也”（《述而》）；又有作动词用指文饰者，如“文之以礼乐”（《宪问》）、“小人之过必也文”（《子张》）；还有指礼仪文采者，如“郁郁乎文哉”（《八佾》）、“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等等。严格说，孔子所说之“文”，与今日所谈“文学”远非一事，但其涉及文与质关系的论述，对中国文学及文论浸润至深。

孔子提出的文质关系，本是就君子礼仪修身而言，认为质朴多于文采未免粗野，文采多于质朴又未免虚饰，文采与质朴配合恰当，才堪称君子。曹丕《与吴质书》：“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怡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就是以孔子见解评骘人物修养的好例。这一观点被引入文学理论，指积极的思想内容与精彩的艺术形式和谐统一，在中国历代文论中一直占据难以撼动的主导地位。

文与质在理论上可以分开考察，但实际上两者水乳交融，无法离析。质（内容）必然存在于文（形式）之中，文（形式）也必须依赖于一定质（内容）而存在，无质之文或无文之质均无处寻觅。《论语·颜渊》云：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子贡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正是申述文与质难以分开，犹如虎豹与犬羊之皮，除去各自的毛发色彩及花纹就难以辨其异同。这段仍是关于君子修养的讨论，如越墙之花枝，引起文论大家刘勰的惊赞，其《文心雕龙·情采》云：“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孔子说“文”，还有一句名言不应遗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强调：言语表达情志，文采修饰语言；辞语没有文采，就无法流布四方。读先秦诸子著作，突出印象是均十分注重文采，讲究遣词造句。有些人如庄子，虽然口头说不要“文章”和“采色”（如他在《骈拇》篇说：“是故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也），其实口是心非，或曰文过饰非，他的文章孜孜于文采，可谓证据确凿，即便施展“濠梁之辩”才华，也难以驳倒铁一般的事实。

践行

孔子是个言行一致的人，他不仅注重“言必信，行必果”（《子路》），而且强调“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论语》虽非孔子亲笔著述，但从弟子记载其话语中，仍能明显感到他是落实自己重视文采主张的力行者。《文心雕龙·征圣》称赞他说：“夫子风采，溢于格言”，“精理为文，秀气成采”，“然则圣人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翻检《论语》，“衔华而佩实”的嘉言星罗棋布，足证其言不虚。

比喻作为文学的常用修辞法，孔子一出手就技惊四方。“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以“北辰”比“为政以德”的统治者，以“众星”比诸侯国和大夫，譬喻形象而意蕴丰赡。“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前者由感慨河水川流不息而提醒珍惜宝贵时光，后者以松柏后凋景象喻人要经得起严酷环境考验，言简意赅而启人深思。“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孔子由水的川流灵动，想到智者敏锐聪慧，由山的沉稳安静，想到仁者厚重不迁，设喻奇妙，表意隽永，且气象博大。

孔子擅于比喻，也妙于夸张。“朝闻道，夕可死也”（《里仁》），不这样夸饰，怎能凸显他把“闻道”看得比性命还重要！“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这是以婉曲夸张法，将他在齐国痴迷韶乐而难以自拔的情景，传达得惟妙惟肖而意蕴悠长。“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此处的“浮云”，既是比喻又是夸张，把他作为百世圣哲“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高尚情操和洒脱情怀，刻画得栩栩如生又感人至深。

孔子还长于对偶。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等。这里的第三句已不是简单的比较对偶，而是对偶的层递格；第四句从“民免而无耻”到“有耻且格”，既是对偶的层递格，又在整体内涵上构成错综格，其修辞手法的娴熟和高妙，令人叹服。

相对于上述显在的文学表现，我更欣赏《论语》处处隐含或曰内蕴的文学意味。请看似乎平淡无奇的开篇第一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且不说将此段分行排列，颇有诗的形式和意韵，就看三句话皆以亲切的反问语气出之，即为有意无意地运用文学笔法，活画出孔子作为师长对弟子循循善诱的情状。此段首言不仅要勤学更要经常练习，强调知行合一之道；次言欢迎各位远来学习，表达孔子善待弟子及朋友的处世之道；再言弟子初次相聚不因互不了解而闹矛盾，申述大家反求诸己，和睦相处的君子之道。这段话音调委婉动听，意蕴淳厚绵长，大有“始正而未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文心雕龙·隐秀》）的神采。这三句话并非彼此独立的教诲，而是气脉相互连贯的意群，是孔子在杏坛开学典礼上的致辞或曰开场白，故被弟子置放卷首。不知方家以为然否？（作者：钱念孙，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