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作为一部匡政经典，自成书之日起就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梳理历史上与《群书治要》产生交集的帝王，凡能阅读践行者，皆使社会达至太平乃至成就盛世。

《群书治要》与大唐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对先王之道茫若涉海；为了知前世帝王治理得失，令魏徵等社稷之臣从五帝至晋朝之间的经、史、子部典籍之中，撷取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编纂成汇集了经世治国智慧精华的“帝王学”参考书——《群书治要》。贞观五年（631）成书后，唐太宗阅读手不释卷，感慨“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特令缮写十余部，分赐皇子诸王以作从政龟鉴，并赐魏徵帛千匹，彩物五百段。《群书治要》不仅是魏徵向唐太宗进谏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础。

唐太宗对《群书治要》的重视及运用，也使他成为唐朝后世朝臣劝谏当朝君主效法的榜样。晋阳尉杨相如向唐玄宗上《陈便宜疏》，言及太宗“以书籍为古镜，魏徵为人镜，见善则行之，不善则去之”，从谏如流，励精图治，贞观之时，海内浃洽，愿玄宗能阅读《群书治要》，以“见忠臣之谠言，知经国之要会”。玄宗治下的唐朝处于盛世，对《群书治要》的重视和需求比不上太宗治国之初。至天宝十三年，国家已承平日久，积弊丛生，后来的“安史之乱”则直接使大唐由盛转衰。

中唐时期，四朝元老李泌在回答唐德宗欲知政理之要、读何书而可时谏言，可阅读《群书治要》和同为匡政之书的《王政记》。翰林学士、六朝元老李绛上疏唐宪宗曰：昔日太宗命魏徵等博采历代事迹撰《群书治要》，置于坐侧常自省阅。李绛劝谏宪宗效法先帝，日新德政，成就清明之治，醇化百姓风俗。宪宗在位期间，勤勉政事，改革弊政，史称“元和中兴”。玄宗、宪宗同为中兴之主，可惜二人都只善其始，未善其终。

《群书治要》成书后主要流传于宫廷，并未广布，加之战乱，传至南宋只余十卷残帙，《元史》已不见著录，只有魏徵序言被《册府元龟》收录而留存。幸而《群书治要》被日本遣唐使携回日本，保存并流传至今。

《群书治要》与日本平安时代的繁荣

《群书治要》传入日本后，被日本皇室及大臣奉为圭臬，日本皇室更是确立了系统讲授《群书治要》的传统。《群书治要》与《贞观政要》《孝经》一起被定为日本天皇了解中国治国理政原则及方法的“御始书”。

日本文献中记载，仁明天皇、清和天皇、宇多天皇和醍醐天皇阅读过《群书治要》。仁明天皇承和、清和天皇贞观时期，日本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局面。细井德民《刊群书治要考例》云：“谨考国史承和、贞观之际，经筵屡讲此书，距今殆千年。”林信敬《校正群书治要序》云：“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这充分说明了《群书治要》在成就日本平安前期繁荣局面中所起的作用。

宇多天皇在位时整肃朝纲，刷新政治，后世称为“宽平之治”；让位时作《宽平御遗戒》作为天皇之金科玉条，告诫醒醐天皇即使不能穷究经史百家，也无遗憾，只有《群书治要》要早早诵习，勿将日月消磨在杂文之上。由此看出宇多天皇对《群书治要》的重视，也有理由推测“宽平之治”与《群书治要》密不可分。平安中后期，日本天皇大权旁落，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群书治要》开始了普及化过程，进入京都贵族之家。醍醐天皇的臣籍皇子源高明私纂的仪式书《西宫记》就将《群书治要》定为奉公之辈的必读书，这自然有国家治理的需要。

《群书治要》与清皇室

嘉庆元年（1796），《群书治要》从日本回传中国。阮元巡抚浙江时，悉心搜求四库未收之精本善本、名抄旧刻，及中土失传的重要典籍，并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体例，为每部书撰写提要一篇，随书上呈嘉庆帝。嘉庆帝称赞有加，赐藏书库额“宛委别藏”。虽尚未查得嘉庆帝阅读《群书治要》的历史记载，但阮元之弟阮亨所著《瀛舟笔谈》记录了其兄首次上呈寻访之书的经过，留下了“丁卯冬，服阙入觐，进呈乙览，蒙赐披阅，奖赏有加”的记载。

光绪帝是与《群书治要》产生交集的另一位清代帝王。据《清实录德宗实录》记载，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皇帝殿试策问天下贡士，第一道试题便是论述帝王诚正之学如《帝范》《群书治要》《帝学》的精义。试题由读卷官所出，光绪帝钦定。题目虽非皇帝亲出，但《群书治要》作为殿试策问第一题的意义不容小觑，说明皇帝及臣子对此书已有研读，并对此书相当关注，在民间也有了广泛传播。问及此书精义说明《群书治要》作为“帝王学”之书的价值已被认识。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即使光绪帝力图施展政治抱负，无奈身不由己，无力回天。

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群书治要》不仅在中国，也在外国协助帝王开创了盛世，这说明《群书治要》这部“帝王学”参考书中记载的治理智慧，是和于道的，能历久而弥新。（聂菲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