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年前，四川地区最为发达的文化在哪里？这个对历史深处的叩问，越来越科学和精细的考古学研究给出了答案——岷江上游。

近日，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揭晓，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院所考古人员联合撰写的《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专著获得二等奖。两次试掘和三次正式发掘、十余年动植物及人骨DNA鉴定等多学科研究成果，汇集成这部150万字的考古报告。茂县营盘山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面貌也更加清晰——从西北甘肃、青海地区迁徙到岷江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人群，和本地土著一起，创造了内涵丰富、成分复杂的营盘山文化。这里的先民以粟、黍、黑麦为主食，蓄养家猪、以狗为狩猎伴侣，使用彩陶和细泥红陶器等器物，有桃、梅、杏以及沙棘等水果可吃，甚至极可能已经开始酿酒……丰富的成果，为探索史前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交流互动提供了实物证据，填补了四川乃至长江上游新石器考古学文化体系的空白。

5次发掘

揭露岷江上游5000年前就有人生存

四川是“天府之国”，成都平原更是富庶。早在5000年以前，古蜀先民却因成都平原水患严重，只能在周边的高地繁衍生存，岷江上游的茂县营盘山，便是其中一处聚居地。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陈剑介绍，21世纪初，古蜀文明探源的考古调查在四川全面展开。2000年，考古人员在岷江上游地区发现82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及遗物采集点，同年在营盘山遗址进行试掘，获得一批珍贵资料，由此引起省内学术界高度重视。从2002年起，营盘山遗址又进行了一次试掘和三次大规模的正式发掘，以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的文物，揭示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营盘山文化。

营盘山遗址距今约5300—4600年，距离茂县县城2.5公里，地处岷江东南岸三级台地之上，高出岷江河谷约160米，面积近15万平方米。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6座房屋基址、9座人祭坑、100余个灰坑、10条灰沟以及数十座窑址及灶坑，还在遗址中部西侧发现一处大面积且较为平整的硬土面遗迹，推测可能为当时的大型广场之类的活动场所。灰坑的底部多较平整，有的还用卵石进行垒砌，推测可能是石器加工场所或其他用途；有的灰坑还发现涂有鲜红色颜料的石块，可能具有某种宗教含义。小型房屋基址面积不大，大多数是单间，有明显的棍棒插抹痕迹及拌草遗存，推测可能为木骨泥墙的建筑形式。在大型广场类遗迹的硬土面之下，考古人员还发现有4座奠基性质的人祭坑，表明该遗迹在遗址的平面布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里应是举行祭祀等重大活动的场所。

营盘山遗址考古中，还出土数千件陶器、玉器、石器、细石器、骨器、蚌器等类遗物。其中石器包括打制石网坠，说明营盘山人在岷江等河流从事捕捞渔业；大量未曾使用的成品、半成品石器和加工残片，大多集中在几处大型灰坑中，说明营盘山居民中已有固定人员从事石器加工作业，这些灰坑可能就是当时的石器加工作坊所在地。

陶器，是营盘山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发现。因为这里的陶器和石器的总体特征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基本相同：它们主要采用泥条盘筑和捏塑法制作，像小口细长颈的壶、瓶等，多是分段盘筑后进行的粘接；此外，这里的彩陶图案、颜色同样是典型的马家窑文化风格，就连夹砂陶器大多夹了粗大的片岩颗粒和白色石英砂颗粒、陶胎较厚等特点，也与马家窑文化一致。

科技考古

证明营盘山先民是否来自西北

那么，营盘山遗址的先民，来自千里之外的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吗？

实际上，在考古发掘结束不久，考古学界便推测“可能是马家窑文化中的一支在5000多年前沿着横断山脉一路南下，最终在岷江上游开始繁衍生存”。也正因为如此，营盘山遗址出土陶器才呈现出强烈的马家窑文化共性特征。

要证明这些人群究竟是否来自西北，一个直接的方法便是人骨DNA检测分析。

营盘山遗址9座人祭坑中发现有人骨。考古人员先对颅骨进行拼对和粘接，发现主要表现为颅型偏长、高颅型和偏狭的颅型，中等面宽、中等眶型、鼻狭等特点。“这种体质特征多见于亚洲蒙古人种，且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中的华北类型最为接近。”陈剑表示。与邻近的西北地区的古代人群相比较，考古人员发现与青海乐都柳湾墓地的半山文化、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等早期人群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应当属于同一个人群类型，即“古西北类型”。陈剑介绍，该类型的先秦时期人群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上游的甘青地区，向北可扩展到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地区，向东渗透进关中平原及其邻近地区。从营盘山祭祀坑颅骨反映的情况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该类型人群就已经存在于我国西南山地的岷江上游地区，并与当地人群交流互动，对横断山区藏彝走廊的古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北甘青地区的人群，为何会千里迢迢进行大迁徙呢？学术界认为，这可能与人口相对过剩以及环境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以仰韶文化为例。在距今约6000-5000年，仰韶文化快速发展，史前人口增长和文化发展进入繁盛时期。“然而文化的快速发展，可能带来人口相对过剩，扩张文化的生存空间就成为人们必然的选择。”陈剑表示，这种扩张便表现为从文化中心区向周边地区迁徙多余的人口，也客观上大大加快了不同地域史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到了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北方甚至北半球发生了普遍而广域的降温事件；距今4000年前后，北方又是异常洪水多发时期。种种因素叠加，西北甘青地带的人群在千余年来，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迁徙。

川西彩陶的时空分布特征，反映了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南传的情况。

陈剑表示，至迟在仰韶文化中期即庙底沟类型文化时期，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因素已进入川西高原。在茂县波西遗址和营盘山遗址，考古人员都发现了仰韶文化风格的陶器。到了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发展到高度繁荣阶段，也就是出现了营盘山遗址这种大型中心聚落的时期，外来文化因素仍占据相当重要地位。科技考古人员对营盘山和附近遗址出土的彩陶残片进行过化学分析，发现其化学成分更接近黄土高原马家窑文化腹地出土彩陶器物的化学成分。相反，另一种素面陶片，更显示出本土黏土特征，说明素面陶都为本地自产。“这个分析结果说明在当时，川西岷江上游和马家窑文化腹地长时间存在着彩陶的长程贸易。可能马家窑文化腹地才是这些彩陶的真正源头。”

生活图景

5000年前就有桃梅杏水果可食

营盘山遗址发掘于十几年前，然而持续进行的动植物考古，揭露出更多丰富信息，还原着5000年前营盘山先民的生活图景。

陈剑介绍，营盘山遗址动物遗存一共发现3551件。哺乳动物中，猪、狗是家畜，可能还有黄牛，其余都是捕获的野生动物。根据这些动物骨骼，考古人员认为营盘山先民肉类的稳定来源应该是猪肉，“因为猪的年龄较小，应该是养到一定阶段就被宰杀。”而狗类骨骸的数量少，所以推测是人们狩猎的伴侣。

更多野兔、水鹿、黑熊、斑羚等野生动物的骨骼，则反映出营盘山的环境状态。“比如鹿科动物发现较多，其中主要栖息于针阔混交林、阔叶林、稀林草原等环境；斑鹿栖息于针阔混交林的林间和林缘草地以及山丘草丛；野兔主要栖息于河道两岸的树丛草丛……这些动物的存在，说明遗址周围的植被有较多的阔叶林、针阔混交林，浓郁的灌丛和草丛。”遗址中还发现了蚌、鱼、龟的遗骸，“说明当时营盘山附近有宽广的水域，这也与遗址三面环水的独特地理位置吻合。总的看来，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髂呈现出当时动物种属的多样性，说明营盘山人生活在一个山清水秀、林草茂密的自然环境中。”

植物考古，也还原了营盘山先民的主食结构。陈剑介绍，植物种子是营盘山遗址浮选工作最大收获，清理出7992粒炭化植物种子。农作物包括粟、黍、黑麦三个品种，“可见营盘山遗址已进入农业阶段，农业生产应该是先民物质生活资源的主要来源。”

考古人员还浮选出300多块果核残块。经鉴定，发现为桃、梅、杏三种果树品种，可能还有李树。“先秦文献中，桃、梅、杏、李均有相关记载，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几种果树应该起源于中国。营盘山遗址发现的果核，为这些果树的栽培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营盘山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中，还有沙棘种子。沙棘汁，是如今茂县汶川一带的特色饮品。陈剑介绍，营盘山遗址浮选出来的沙棘种子数量较多，“这说明早在距今5000年前，岷江上游地区古代先民就已经认识到了沙棘的食用或药用价值。”

这是一幅鲜活的生产生活场景——

营盘山人居住在木骨泥墙的房子里，以种植粟、黍、黑麦等农作物为生。他们养殖家猪，也狩猎补充食物；他们还开始种植果树以丰富食物结构。遗址出土陶器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彩陶壶、彩陶瓶、杯等酒具，推测营盘山先民可能掌握了酿酒技术并开始生产……

种种发现表明，在5000年前，岷江上游地区的古文化，是四川地区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发达的文化，是四川境内的文化中心之一。而包括营盘山、姜维城等岷江上游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对于探讨黄河上游文明与长江上游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以及古代人群的迁移、古蜀文明的起源等，具有重要价值。

这些来自西北的人群，或许还能与某些古史传说相对应。陈剑介绍，《大戴礼记帝系》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之子相关传说则表述为“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唐代司马贞曾这样注释：降，下也。“这或许可以反映黄帝部族从横断山脉岷江等水系南下至蜀地。这些在文献中留下的传说史影，说明先秦蜀地存在和繁衍着陆续来自川西北以至更遥远的甘青陕高原的古老族群。禹兴西羌及黄帝子青阳的传说，正是这一远古历程在蜀地和中原文献系统中留下的印记。而与之联姻的西陵氏、蜀山氏从地名看，应该就是当地原有土著族群。”

据介绍，作为《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补充，营盘山考古队还推出了《川西北高原史前考古发现与研究》《茂县营盘山石棺葬墓地》《中国西南地区石棺葬文化调查与发现（1938-2008）》等专著，这些成果为四川先秦时期考古及历史研究、为重建四川史前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晓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