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日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上展出的展品。 新华社记者才扬摄

　　彭裕商辅导学生。

　　编者按

　　11月6日，四川省高校及社科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贺信精神，提出对传承发展冷门“绝学”等工作的思考和建议。四川省在甲骨文、天回医简、巴蜀图语等多个相对冷门的社科领域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冷门“绝学”绝在哪里？有什么现实价值？科研人员如何守住寂寞取得突破？从本周起天府周末推出策划“冷门‘绝学’有传承”专栏，聚焦我省在研究冷门“绝学”方面坚持、创新、突破的背后故事。

　　120年前，殷墟甲骨文的出土，令中国商朝的历史终于得到世界承认。120年来，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大师、学者们孜孜不倦探寻其中秘密，解码3000年前殷商社会生活图景。

　　鲜为人知的是，地处西南的四川，曾是中国古文字研究的四大重镇之一——著名史学大师徐中舒生前在四川大学成立古文字与先秦史两个研究室，他主编的《甲骨文字典》，一直以来是甲骨文研究必备工具书。

　　11月2日，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挂牌成立，四川的古文字研究重回公众视野。徐中舒弟子、70岁的著名古文字研究专家彭裕商挂印出征，担纲中心首席专家。甲骨文研究的冷门“绝学”，正在这里一代代薪火相传。

　　一本字典

　　“小米加步枪”编出不可替代的工具书

　　四川大学古文字研究的源头，来自徐中舒。这位曾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人的史学大师，在校期间的大量时间都用在了向王国维学习古文字上。1937年，徐中舒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甲骨文研究从此在四川生根发芽。

　　“徐中舒先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毕业论文，就是古文字研究的《从古书上所见的殷周民族》。”徐中舒孙子、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亮工说，这是徐中舒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开端。后来，他在工作中便循着这个方向陆续写出了《耒耜考》等文章，形成了一套史学研究的独特方法——在史学研究界，王国维有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研究历史既要掌握文献，也应重视地下出土材料，二者相互印证。徐中舒则提出在此之外，还应尽量与民族学、民俗学、工艺学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结合，形成“多重证据法”进行研究。

　　“这是一套极有特色，也相当先进的理论方法，对甲骨文考释方法的完善做出了杰出贡献。”彭裕商说，徐中舒认为古人造字，不会孤立地一个一个地造，字与字之间应该有相互联系。“比如古代黄河流域普遍是穴居或半穴居，反映在文字上，‘穴’的甲骨文就像以土覆盖在梁木上，意为穴居的窑洞；‘复’字，就像穴居前后有两个通道，这就是复杂的穴居；而‘享’字，甲骨文像穴居上有一个烟囱，房子里的人在生火做饭，自然就是享受了……”

　　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甲骨学的研究已近70年，学界却并无一本对甲骨文有全面介绍的字典。尽管从上世纪30年代起，有学者也编过相关工具书，但它们各有侧重，有的偏向字形罗列，有的以释义为主却字形简略，无法了解文字发展脉络。再加上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甲骨学取得重要进展，不少成果问世、亟须统一梳理呈现。在此背景下，《甲骨文字典》应运而生。

　　这本字典以徐中舒数十年研究的重要收获为基础，并广泛吸收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堪称甲骨文研究集大成的著作。

　　它最令人称道之处，就在于首创了字形、解字、释义结合的编纂体例。在字形上，字典把学术界已经辨认出的1000多个甲骨文不同时期的写法分别列出，让读者一眼了解甲骨文发展脉络；解字部分，则对字的本义进行探索，比如“王”字，甲骨文上像一个斧钺。读者一看便知：有了武器，自然“王”很威严。至于释义部分，还要讲这些字在甲骨文中的几种用法。“可以说，徐中舒先生数十年来在甲骨文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心得，都融入了这本字典里。”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彭邦本教授说，古文字学一般人看来较为神秘，其研究较为精深，取得成绩很不容易。“但徐中舒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迄今，这都是甲骨文研究的必备工具书。字典1988年出版，至今享誉学术界。”

　　令人唏嘘的是，字典的诞生，仅仅是徐中舒带着一个7个人的研究生团队，在“小米加步枪”的条件下完成。彼时没有数据库，所有的甲骨文拓片材料，只存在于民国以来的各种书籍资料中。四川大学图书馆特藏室保留着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等珍贵线装书籍，其中便有甲骨文拓本。字典的编撰团队将几十本这样的资料借出来，用硫酸纸蒙在上面一一临摹，最终成为甲骨文字典字形的来源。

　　一门研究

　　做实甲骨文研究的断代

　　在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编纂时，作为学生的彭裕商承担了甲骨文的断代工作。当年字典编完，其他人纷纷离开，唯一剩下的彭裕商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上一做就是30多年，成为国内这一领域的绝对权威。

　　“要不是赶在1978年报考了徐先生的研究生，我可能一辈子就只有摆路边摊的命了！”彭裕商打趣道。

　　40多年前的彭裕商，只上了初中二年级。当时，他在成都红光家具厂当一名改料工人。只是，这个身材瘦削的工人有一点不同，他非常喜欢看古书。白天上班，晚上8点到12点，彭裕商就会“雷打不动看4个小时古书，有时候看到凌晨两三点”。书中几千年前的王朝更迭、老庄孔孟的哲思，让这位年轻人的思想自由翱翔在更加广阔的领域。

　　古书中有很多通假字，是古人记录语言时用一种语音相近的字来代替另一个字。几千年后，古音发生了不少变化，因此了解当时的古音系统，是读懂古书的前提。为了看懂古书，彭裕商找来一本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汉语音韵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自学，基本了解了中国古文字的音韵系统。这还不过瘾，为了看更多的书、了解更多的古书知识，他在恢复高考的次年，直接报考了徐中舒先生的研究生。

　　彭裕商的成绩相当戏剧性：英语1分，政治45分。但是他古汉语科目考了96分，所有考生中第一，单独作为科目的作文《古文字学与历史科学》，也考了85分。爱才惜才的徐中舒先生不拘一格将彭裕商收入门下。而再往后，英语成绩就成了考试的“硬杠杠”。

　　惊险拜入大师门下的彭裕商，此后成为徐中舒的得力助手，也成为甲骨文断代领域的学术权威。

　　1981年，彭裕商已经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在参加中国古文字学的第四届年会时，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均有人就历组卜辞的年代有研究发言。四川大学彼时尚未有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没人发言让年轻的彭裕商感到“伤面子”。回川以后，他一头扎进甲骨文的断代，即年代学整理。

　　这是甲骨文研究最基本的工作。商朝在殷建都两百多年，细分殷墟出土甲骨的年代，将为其他从事商朝历史、训诂学等的研究人员打下坚实基础。在此之前，甲骨学家董作宾已把全部殷墟甲骨按时代分为了五期，并提出分期的10个标准，也得到学术界公认。在此背景下，彭裕商要做的就是在原有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断代工作做得更细：先将甲骨按不同的字体和卜人等方式进行分类，再在同一类卜辞中划分早晚。当断代分得越细，就可以区分在哪一代发生了什么事，更准确地反映甲骨文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内涵。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充分应用考古学方法，结合甲骨在殷墟出土时的地层、周围出土器物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然而彭裕商并未学过考古，他再次开始了自学。为了看到殷墟发掘的第一手材料，彭裕商委托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职的四川大学校友为他复印了二三十本报告。这些书籍，总字数超过了百万字。在两年时间里，彭裕商夜以继日看完了所有报告，并且把其中每一处灰坑、出土甲骨做了笔记和缩影。

　　啃这些大部头书籍，彭裕商并不觉得枯燥，他觉得“读书就该这样子读！”而此后的甲骨文分期断代，“虽然很难，不好掌握”，但他表示“功夫够了就懂了。不断地读，不断地考察，看几十上百遍以后，你就分辨得出来了。”

　　一种传承

　　探索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之源

　　甲骨学作为冷门“绝学”，全国从事相关研究的不足百人。当彭裕商退休后重返学校带领学生做课题，研究从濒临失传，终于薪火相传。

　　2016年，彭裕商在已经退休后，继续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重点课题：甲骨文的排谱系联。这个课题，他带着几位学生一起做。彭裕商认为，当年徐中舒带着学生做《甲骨文字典》，让他受益良多，承担这个课题，“既可以给学术界做点实事，让学者们拿到这些材料就可以直接用，也可以帮助学生尽快成长。”

　　在彭裕商看来，这是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现在提倡文化自信，古文字学就是了解中国历史的敲门砖。它让我们得以了解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就是如此生生不息，了解古人伟大之处。”

　　彭裕商的学生、曾远赴浙江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吴毅强，同样是基于这样的情怀，重新回到四川大学，从科技考古、识读简牍回到古文字研究领域。如此一门远离社会现实的学科，依然吸引着吴毅强这样的年轻人。“我们以前了解历史，大多从书本上获得。但现在看来，有些历史，随着研究的深入就有了不同的说法，我们可以通过追本溯源，不断接近历史真相。”

　　搞古文字研究，在无限接近历史真相之外，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很有意义。吴毅强说，中国人使用汉字，但这些字怎么来的，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古文字的研究，可以了解造字的本义，让今人感受到古人的聪明才智。比如容易的“易”字，甲骨文就是一个容器的水在往下面的容器倒，水从一个地方到了另一个地方，就成了“易”，这个意思在现在的“易地”等词语上还可以看到。正是随着古文字研究的深入，学界才发现《说文解字》中有不少错误。

　　像吴毅强一样投入彭裕商门下的，还有好几位博士。在彭裕商正在进行的甲骨文排谱系联以及即将启动的《甲骨文字典》修订工作中，他们不但负责专业，还利用计算机知识编写了甲骨文字形检索等数据库，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年轻的在读博士生王森正是其中一员。他说：“在搞古文字研究以前，说到中国古代历史，我只能是一个听故事的人。但是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有朝一日能够站上课堂或者写书，把更新的历史和故事讲给别人听。”记者吴晓铃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