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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朱毅麟研究员（左二）和俱乐部学员交流。 |
编者按：7月8日，本报“讲述·一辈子一件事”栏目刊发《“让科学之树枝繁叶茂”》，文中提到：原北京天文台台长王绶琯院士曾在1997年发问：“那些当年被寄予厚望的少年，有多少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作为前辈的我们这一代人，反躬自问，是否也有失职之处？”当年，他寻求中科院科普领导小组的帮助，倡议并联合60位著名科学家，于1999年发起成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
20年来，先后有721位导师和5万多名中学生参加俱乐部的科研活动，其中约2300人次走进178个科研团队及国家重点实验室参加“科研实践”进所活动。俱乐部早期会员洪暐哲、臧充之等已成为国际科学前沿领军人物；不少年轻人步入社会后在不同领域感受到俱乐部的影响……
本报记者走进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独家采访发起倡议的科学家、俱乐部工作人员及从俱乐部走出的学生，感受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倾听科技少年的成长经历，把脉科技创新的发展趋势，以期促进青少年科技人才的发现与培养。
“昌老师的实验室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7月13日上午，在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老会员学术论坛上，洪暐哲和新会员倾心交流：从就读清华大学生物系，到任教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位青年的生活与生物科技紧紧地连在一起。此前的他，喜欢捣鼓无线电、爱好机械制作，认为生物学“尽是些花花草草”。而2000年的暑假，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昌增益的实验室，洪暐哲见到一个多彩的生物世界，兴趣一下子就被触发了……
“应该有一个组织，给热爱科学的青少年们铺路搭桥”
1997年，原北京天文台台长、时年74岁的王绶琯院士致信时任北京市科协青少年工作部部长的周琳，表示他在科普活动中接触过的许多优秀学生，后来都无声无息了……“青少年时期是培养科学兴趣的关键期，应该有一个组织，给热爱科学的青少年们铺路搭桥。”
这种想法，源自王院士年轻时的一段经历：1949年，怀着童年时对天文的热爱，他提笔给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里高利写信，同他讨论天体物理学。隔年，格里高利接收王绶琯进入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
“就是因为年轻时遇到了几双科学领域的‘大手’，我才有幸走进天文科学的殿堂。我们能为这些喜爱科学的小娃娃做些什么？”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王绶琯的心头。
1998年初夏，中科院党组原副书记兼科普领导小组组长郭传杰接到王绶琯的电话：“老先生说：我起草一个成立俱乐部的倡议，先签上名，然后请你再约些科学家一起支持……”郭传杰说，两天后他便收到了倡议书；他签名后，送给路甬祥、王大珩、白春礼等科学家，他们签过名，再请学部办、科普办联系更多的科学家……如今，当年签名的纸张已泛黄，但61位科学家的签名仍然清晰，其中有院士45人，“两弹一星”科学家5人。
1999年6月12日，俱乐部启动仪式在北京四中礼堂举行，王绶琯、钱文藻、季延寿等科学家一起回答学生提问；一间不大的多功能厅里挤进了100多名学生，两台柜式空调机开到最低温度，房间里仍闷热难耐……时任四中副校长刘长铭回忆道：“从科学实验到科普活动，学生们提问完全不受约束，我真担心孩子们和老先生们热坏了……”
“积年累月，培养的效果还是可观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力”
“在酸性矿山排水环境中到底有哪些未发掘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对酸性矿山排水中的铁硫代谢有何作用？”……盛夏午后，中科院凝聚态物理综合楼报告厅，北京八中学生刘羽骐走上讲台，作了题为“酸性矿山排水中特殊微生物的发掘”的开题报告。
刘羽骐对生物兴趣浓厚，学校的生物实验课已让她觉得不过瘾。“俱乐部的科研实践活动会占用时间，但不会作为高考加分的因素。”刘羽骐说，“可我就是喜欢！”
刘羽骐兴冲冲走进实验室的第一周，就犯了难：“一来就要读文献，太枯燥。”随后，她又有了新发现：“我经常在实验室待到晚上10点多，那时还有很多老师没走。”她渐渐明白：通宵达旦，是科研人员的常态。
培养皿很容易被霉菌污染，多次重复实验是家常便饭。“我国在研究克隆猕猴时，为了优化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中的一个流程，科研人员练习了整整3年。”刘羽骐说：“这个故事激励了我，科学不能抱侥幸心理，要严谨。”
“‘俱乐部’，关键在‘乐’。这并非孩童嬉戏之乐，而是青少年体验科研团队实践、自由发展志趣之乐。”退休后担任俱乐部秘书长的周琳说。
从俱乐部里走出来的少年，有的未必最终从事科研，但这些历练却会让他们受益终生。就读新闻专业的张成美就是一例。“严细深实的科研态度，在任何领域都是至关重要的。”
张成美说，印象最深的是10年前和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的老师们去内蒙古锡林浩特大草原做野外考察。“路的尽头是草，草的尽头是天。我们住的简易平房，是当时目之所及的唯一建筑，虫子经常从房顶掉下来……”他们要考察野外布氏田鼠，研究基因表达与繁殖的相关性。“了解一个洞穴里的整个族群，要耐心等待每只田鼠上钩，每一年的数据独一无二，很多人多年才有所进展……”张成美说。
王绶琯感到很欣慰：“积年累月，培养的效果还是可观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力。”
“你们变成‘大手’后，要帮一把‘小手’们，让他们少走些弯路”
“我们的问题是不是很幼稚？”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坚定地回答：“没有一个问题是幼稚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则勉励孩子们：“做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臧充之是俱乐部的首届会长，0001号的会员卡珍藏至今；与两位诺奖得主见面的情景让他记忆犹新。“俱乐部让我永葆一颗纯真的心。”如今，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实验室里，他正将这份纯真带给更多的学生……
为了给“小手”找到合适的“大手”，俱乐部成立初期，王绶琯和俱乐部副秘书长李宝泉、周琳走遍国家重点实验室，寻找合适的项目和导师。随后，王乃彦、匡廷云等一批批科学家先后加入俱乐部。哪怕工作再忙，他们都会腾挪时间，赶来跟孩子们见面……
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大手”呵护着“小手”的成长；俱乐部经历过不少插曲。1999年底，人大附中12名学生参与了中科院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期末考试临近，实验不能中断，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决定：“几名学生不用上课了，期末考试也免了！”5个月后，科研论文在顶级科学杂志《自然》上顺利刊发。虽然缺课，这些学生的成绩仍保持在年级前50名。“长远看，课业学习和科研实践并不矛盾。为这些有能力、有热情的孩子创造条件，对国家培养人才大有裨益。”刘彭芝说。
“你们变成‘大手’后，要帮一把‘小手’们，让他们少走些弯路。”王绶琯总和老会员说。
2015年，31岁的俱乐部早期会员丛欢作为中科院理化所最年轻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开始了全新的科研生涯。如今，他还在理化所的实验室里，带着他作为俱乐部科研导师带的第三位学生……后来者不断加入，探路者仍在坚守。20年前刚参加俱乐部活动时，范克科大学毕业不久，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生物老师。2016年，他出任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副校长，可没过多久，他就要求干回老本行，“俱乐部的教育是纯粹的教育，更加本真，更加有意义。”
“科学家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给了我们不停步的动力。”退休后的20年，周琳一直为俱乐部而奔走。20年，孩子们在成长，科学家们渐渐老去。目前，61位科学家中已有23人先后离开了我们。被誉为“科学启明星”的王绶琯院士已经96岁，躺在病榻上，他无限感慨：“我总是忘记自己已经这么老了，时间不够用，还有很多事没干呢……”
记者手记
科学启明星光耀未来
这是一次颇为困难的采访。俱乐部的一些老科学家已去世，一些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接受采访；俱乐部的老师非常低调，不愿谈及个人付出与贡献；一线科研人员工作繁忙，采访只能零敲碎打地进行，有的埋头科研，几乎与外界隔绝，采访更无从谈起……
是什么让这样一群科学家，在业已繁重的科研压力下，为培养科技后备人才倾尽心血、矢志不渝？
源自他们的远见卓识。“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科学家们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不仅在各自领域做出卓越贡献，还为科技人才培养殚精竭虑。而后者的意义，不仅在于当下，更在于未来。
源自他们的高尚情怀。“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老一辈科学家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宽广胸怀，为有志于科学的青少年铺路搭桥。这种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的精神，是新时代更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十载光阴荏苒,创新引领未来。让我们对那些眼中有光、心中有爱的老科学家致以深深的敬意！正如前辈所期待的那样，一批青春少年已走上科学之路。让我们对那些科学路上的年轻人抱有最大的希冀和祝福！期待有更多年轻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一棒接着一棒跑，合力托举中国科技事业创新发展的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