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到1972短短30年间，美国开展了举世闻名的“曼哈顿工程”与“阿波罗计划”两大国家级大科学工程。曼哈顿工程历时3年，工作人员超过15万，总投资25亿美元，最终使原子弹由假想成为现实；阿波罗计划历时12年，高峰时有30万人参加，耗资超过250亿美元，最终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可以说，正是这两大工程铸就了美国全球科技强国的地位。

当前，5G、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多学科交融发展，第四次科技革命呼之欲出。实施大科学工程依然是一个国家推动科技发展的有效手段和综合国力的象征之一。回望历史，“曼哈顿”和“阿波罗”对未来大科学工程的实施有哪些借鉴与启示？

目标瞄准战略新兴领域

大科学工程应瞄准具有战略作用却尚不成熟的新兴科技领域，以大量资金、人才投入和大规模科研设施建设新兴体系争取跨越式发展。1942年曼哈顿工程启动时，原子能还是一个局限于实验室的新名词，纳粹德国正在发展核武器，美国急于掌握这一“杀手锏”。1960年阿波罗计划开启时，美苏都刚刚具备将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美国的航天技术相对落后，航天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开展国家级航天工程奋起直追是必然选择。

美国先是通过曼哈顿工程在全球率先拥有核武器，并建立起以洛斯阿拉莫斯、橡树岭等国家实验室为核心的核工业体系；再借助阿波罗计划建立或扶植起包括马歇尔空间飞行中心、肯尼迪航天中心等政府科研机构，格鲁曼、洛克希德等大型航天企业，以及麻省理工、斯坦福等航天强校在内的航天工业体系，一举奠定其在这两个新兴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决策执行奉行科学精神

大科学工程的决策实施既要勇于探索，更要有科学精神。

1961年5月25日，在美国首次载人航天任务仅仅成功20天后，时任总统肯尼迪就宣布阿波罗计划要在10年内将人类送上月球。这一要求看起来过于超前、政治意味浓厚，但事实上，冯·布劳恩等航天专家早在1958年就已论证过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载人登月的可行性。曼哈顿工程则更不必说，完全是由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上书罗斯福建议开始的。美国政府拍板“曼哈顿”和“阿波罗”都是基于科学的政治决策。

在实施过程中，曼哈顿工程由顶尖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担任首席科学家，全权负责研发工作，真正是“内行人管理内行人”，美国政府和军方承担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协调和服务。阿波罗计划则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成立多个专家小组并联合国防部，以系统评估各机构提出的登月方案，最终否决了得到布劳恩支持、更有权威性的“地球轨道交会”路线，选择了难度更低的“月球轨道交会”技术，大大加速了载人登月进程。

应持续发展而非虎头蛇尾

大科学工程应可持续发展而非虎头蛇尾。1969年完成载人登月后，NASA仍然坚持平均6个月开展一次“阿波罗”探测任务，最终因发射成本过高导致预算掣肘无法维系。1972年，随着“阿波罗17号”归来，“阿波罗”计划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此后，“研制不易”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仅发射一次就“轻易退役”，著名的“鹰”式登月舱再也没有造访过月球表面。

虽然阿波罗计划已经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科技的飞跃式发展，但其谢幕依旧令人惋惜。假如NASA能够适时规划更科学的探测方案，适当放缓脚步、推动技术改进、谋求降低成本、追求可持续探月，或许阿波罗计划将辉煌继续而非提前终结，其技术能够得到更好的继承发展，人类早已实现在月球空间的长期驻留，美国的载人登月也就无需“重打锣鼓另开张”。

（科技日报北京7月23日电 实习记者 胡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