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今日社评

以高职扩招100万完成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临门一脚”，具有标志性意义。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中国社会应当抛弃从精英教育角度看待高等教育的成见，只有办好每一所高校尤其是职业院校，才能拓宽国民的教育选择，缓解社会的教育焦虑，解决高等教育结构和质量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王继平5月8日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8年我国高校招生790.99万人，毛入学率达到48.1%，今年毛入学率将超过50%，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今年高职扩招100万，成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临门一脚”，直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相关报道见A6版）

以高职扩招100万完成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临门一脚”，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不理解，觉得靠发展高职来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其实，这对高等教育普及化很有意义——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中国社会应当抛弃从精英教育角度看待高等教育的成见，只有办好每一所高校尤其是职业院校，才能拓宽国民的教育选择，缓解社会的教育焦虑，解决高等教育结构和质量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

上述问题在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时就应当引起注意，但我国当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采取的是由实施精英教育的学校扩招的政策，这一政策让这些学校既有扩招的基础，也有扩招的动力，从决策层到高校都觉得此路畅通。由精英教育学校扩招，快速实现了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目标，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达到15%，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后来的结果显示，如此扩招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在稀释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同时，职业院校、民办院校的发展空间被挤占。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考录取率提高，但公众的“高考焦虑”没有得到缓解，上大学的“独木桥”变成了上名校的“独木桥”。

而对照发达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大多是原来实施精英教育的大学并不扩招，而主要发展社区学院、职业学院，这保障了精英教育学校的办学定位和质量，也给职业学院、社区学院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在美国，职业学院、社区学院和综合性大学之间不存在等级高低和身份差异，社会平等对待这些高校，很多社区学院还和综合性院校签有转学协议，社区学院的教学质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从2002年到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从高等教育大众化走向高等教育普及化。虽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但社会的“精英教育”思维依旧十分顽固。2015年教育部作出部署，要求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进行职业教育，但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是“降格”，有的地方本科院校也不愿意转型。

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走向大众化再到普及化，高校始终被等级化，教育管理者、办学者和社会都认为，综合性大学高人一等，职业教育、职业院校地位低，还有一些社会舆论直接把三本院校（民办、独立院校）和高职院校称为“烂学校”。这样发展高等教育，不管怎么提高毛入学率，都难以缓解社会存在的“教育焦虑”。另外，高等教育的结构和质量会与社会需求脱节，大量学校应该进行职业教育，却按培养学术型人才的模式办学，显然难以保障培养质量，难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我国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阶段，发展高职教育而不是提高本科升学率成为重点，可能会让一些以上本科院校特别是名校为目标的学生及其家长失望，但这一战略选择是正确的。我国发展高等教育，不能再迎合社会的功利学历需求，而要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科学规划高等教育的布局，调整高等教育的结构。要淡化社会存在的学历情结，消除学历歧视，必须改革教育管理制度，清理歧视职业教育的政策，同时改革教育与人才评价体系，不能再是唯学历是举，而要唯能力是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