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减证便民、优化服务，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取消一批证明事项的通知》，清理取消了29项证明事项。其中，学生因病休假、因病转专业时需要的医疗单位证明、医院诊断证明被取消，基本上改为出示县级以上医院病历即可。高校学生申请资助时需由家庭所在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对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予以证明的环节，改为申请人书面承诺。

从教育部这次取消的事项来看，有些是不必要、不合理、可替代的证明事项，有些是缺少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事项，还有些是相关部门、办事机构自行要求群众提供的证明材料，其中不乏与法律法规抵触的证明事项。就笔者在高校的观察，不少存在于学生群体的证明手续，属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甚至家庭的一些证明事项也要学生来完成。这显然背离了证明事项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可以说，取消一些证明事项并不会弱化政府部门的权威，而是会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进一步密切政府部门和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对民众来说，不仅能有效避免时间精力的无端消耗，而且能消除民众的“心累”和烦躁情绪，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民众的幸福感、愉悦感。

取消针对学生群体的部分证明事项，是切中肯綮的人文举措。就拿高校学生申请资助时需由家庭所在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对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予以证明的环节，改为申请人书面承诺来说，在显现教育部门简政放权的同时，也表明了对学生的信任，把学生从烦琐的手续办理中解放，更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事实上，就现实情况来说，多一份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证明意义不大，却可能加重学生的负担。

也要看到，取消一些证明事项并不容易，需要一个过程。有些证明事项的取消，还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配合，有些证明由于附着着利益的纠缠，取消起来更不容易。有专家指出，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当务之急需要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让公民基本情况实现共享。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取消针对学生群体的部分证明事项，充分考虑到了学生的诉求和需求。接下来，就是要让这些措施真正落地，把好事变好，防止某些地方、高校有意无意之间自我设置一些门槛，或者变相设立一些审批条件，对冲了政策的善意与好意。之所以有这种担心，是因为观念的转变有个过程，而权力的惯性却是顽固的，甚至是不会自动退场的。这在现实中有着深刻的教训。因此，在政策落地过程中，就要重视舆论的监督作用，也要重视学生的反馈。

取消一些证明事项能提升学生乃至社会和群体幸福感乃至获得感，让我们期待类似的简政放权更多些。（朱四倍）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