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雅家属诉陈岚名誉侵权一案终于有了结果，原告胜诉。

我曾报道过这起事件，对凤雅爷爷当着满院子记者，从牙缝里挤出“我一定要告陈岚”的场面印象深刻。

一年半过去了，舆论的聚光灯早已从这家人身上撤去，村子春播秋收，逐渐恢复了原本的节奏。没人知道，对这家人来说，“讨回公道”是否还像当初作出打官司决定时那么重要。在我看来，这场拉锯战在凤雅呼出最后一口气后，已经结束——官司不管何方获胜，整个事件中都没有赢家。

我去过当地采访，那是个平静的村庄，四周被麦田包围，草木茂盛，白天听到最多的声音是鸟叫和蝉鸣。但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被一步步推向喧嚣的舆论场中心，接受外界的审视、指责。

在农村的社会法则里，声誉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关键要素。这个家庭不仅失去了孩子，也陷入了“在村里抬不起头”的窘境。

对“爱心人士”来说，他们救助孩子的愿望没能实现，更没得到凤雅家人的理解感激，反而落到恶语相向，最终对簿公堂。

这原本有机会成为一场千里驰援，志愿者与家属合力挽救病重儿童的感人故事。最终却因为偏见、认知鸿沟，以及规则缺失，演变成一场充满猜忌，甚至谩骂的撕扯战。

事情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畸形的种子。因为王凤雅的母亲在“水滴筹”发出过筹款申请，出于对这种个人筹款的不信任，“爱心人士”怀疑王凤雅的家人利用孩子“诈捐”。

他们的确遇到过冷血的父母，也从不怀疑人性之恶。很多时候，他们都把救助行动称作“解救”，要把患儿从失职的家属手中“抢”过来。

每场“解救”都很紧迫，凤雅也不例外，而“解救”时可能会遇到的对手，很多都是患儿的家属。这一次，双方还未接触，“爱心人士”已经把凤雅家属摆在了对立面。

把儿童带离家庭的前提是，要确定儿童缺少必要监护，或者被虐待、遗弃。这需要专业的机构进行评估，任何个人和未经注册的组织都不能代替承担这项功能。

从父母手中“抢”出孩子的同时，也剥夺了监护人的监护权。一般来说，这需要严格的程序和专门的执法机构。虽然目前我国有30多个与儿童保护相关的政府部门、组织，但权责分散，缺少有效协调，造成一些监管盲区。

许多“爱心人士”就是在这样的现状中出现，试图弥补缝隙。但受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心驱动，奋不顾身去“解救”孩子，这更像是种朴素的慈善。这种慈善缺少约束，很容易失控、变形。

为了“解救”孩子，“爱心人士”可以强势介入这个家庭，为凤雅制订治疗方案。在双方决裂后，陈岚可以通过编造“诈捐”“虐待孩子”等信息，利用舆论向凤雅家属施压。

事实上，爆棚的正义感很多时候都来源于偏见：或许是对筹款方式的不认可，或许是不信任某些人群的道德，或许只是觉得对方“看起来”像某类人……

在王凤雅家人生活的环境里，“癌症”意味着死亡，化疗则是通往死亡的一段痛苦路程。出于经济理性，他们没有为一个救不活的孩子倾尽所有，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爱心人士”虽然清楚凤雅当时的病情，生存的概率并不高，但他们相信“爱心能创造奇迹”。 而在他们之前的救助经验里，这种奇迹确实发生过。“只要孩子还有一丝希望，就要竭尽全力，不能放弃一个生命。”

整个事件中，双方都很少试图去理解对方，而是在互相猜忌中逐渐把合作的基础消磨殆尽。“爱心人士”每一次费尽心力才达成的“推进”，最后都变成了“强行施善”。

目的正义，并不意味着手段的天然正义。“做好事”也有界线，公益也有很多“能”与“不能”。

陈岚曾假扮患儿母亲，去医院“偷”出孩子，送到别处治疗。这显然违反了医院规定，侵犯孩子父母的监护权，甚至有违法的嫌疑。

公益的“公”，指的是公共性。一个真正的公益人一定会坚守“公义”精神：先“无我”和“利他”，再从中得到自身价值的满足。

但是在这些“爱心人士”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中，没人怀疑他们原本抱着的“利他”心，但他们和家属间的撕扯，甚至相互攻击，却让人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公益”，掺杂一些自我完成和自我感动的目的。

在现代社会，公益是个专业的领域。换句话说，如何更好地帮助他人，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是门系统的学问。

中国的儿童保护，以及刚刚起步的民间公益，都迫切呼唤志愿者精神。但志愿者在行动中，也需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行为边界、伦理准则。

实现这一切的基础，需要一个相对严密的组织，和一套完善的制度。王凤雅事件里，“爱心人士”的组织方式只是一个微信群，决策依据更多是情绪和个人威望。置身事外的陈岚“揭发”、指责凤雅家人，也都是基于二手信息。

不管是“偷”孩子，还是在网上造谣引关注，奏效时，人们对结局的叫好往往会盖过零星的质疑声。失效时，事件往往会变得不可控制，就像王凤雅事件一样，最终伤害的不仅是救助对象和当事双方，还有公益本身。毕竟，公益是易碎品，禁不住这种“野路子”的反复犯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