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能低估一些人玩变通、把“好经”念歪的能量。不能因为制度出台了、文件下发了，便认为没啥事了，而要看看那些好制度出了“中南海”之后，走了多远？有没有走到迫切期盼它们的人群中？半路上是不是出现了“拦路虎”？

　　12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跟随农民工去讨薪”的来信调查——2017年3月，100多名农民工开始在四川宜宾市高县“龙湾国际”楼盘工地上施工，两年多来，由于工程承包商在工资卡上做手脚，农民工至今没有拿到600多万元的工资；即便是2019年1月开发商直接对接农民工所在的劳务公司后，农民工也只领到过一次工资，又被拖欠了几百万元。

　　记者记录、还原了跟随农民工讨薪的过程，其间，欠薪主体工程承包商和开发商的态度、做法，本应帮助农民工讨薪的当地住建、人社等职能部门的说辞和作为，一一被呈现。不得不套用一句2019年流行语——“农民工太难了”。辛辛苦苦打了两年工，被拖欠了好几百万元的工资，家里的老人、孩子怎么养？自己的日子怎么过？承包商在工资卡上做手脚、开发商签协议时不盖章、职能部门“踢皮球”，即便获得了权威媒体的帮助，农民工依然没拿到被拖欠的工资。这是治理欠薪的正确姿势吗？

　　给农民工工资建立专户、工资实名制发放、对欠薪企业实行联合惩戒、建立农民工工资预储金制度、严厉打击恶意欠薪犯罪……近年来，为治理欠薪、帮助农民工讨薪，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到司法，一直在努力，不断建立健全也积极创新着各种制度和手段。在不少地方，欠薪发生的势头得到明显遏制。年底之时，群体性讨薪事件大幅减少，据统计，2008年农民工欠薪率是4%，2018年是0.6%左右。

　　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述事件被曝光了。首先，是承包商的“下有对策”。根据治理欠薪的相关规定，农民工工资应设立专门账户，专款专用，有些地方还要求必须按月发放，这本被视为一项非常给力的制度创新，可承包商有手腕，虽然给农民工办理了工资专户，但要求统一设置密码，统一上交管理。也就是说，银行卡根本不在农民工手里，怎么取、怎么用，承包商说了算，承包商完全可以“快捷”地冒领、挪用农民工工资——这波变通、架空好制度的操作实在是太“娴熟”了。

　　其次，是开发商的挖坑设套。其承诺先行垫付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结果协议上只有签字没有盖章，同时又声明“签字并盖章后生效”——农民工如何防得住这等手段和算计？

　　治理欠薪千万条，难抵“变通”这一条。一边是农民工的质朴勤劳，一边是商家、资本的伎俩多多。如此实力悬殊的博弈，结果不言而喻。

　　残酷的现实或许是最好的课堂。上述事件提醒相关部门，推出好的制度、政策保障农民工的权益自是必须，但永远不能低估一些人玩变通、把“好经”念歪的能量。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决定了相关职能部门必须竭尽全力地为其撑腰，不能因为制度出台了、文件下发了，便认为没啥事了，而要看看那些好制度出了“中南海”之后，走了多远？有没有走到迫切期盼它们的人群中？半路上是不是出现了“拦路虎”？

　　上述事件中，相关监管部门的态度让人遗憾和无语。在农民工登门询问讨薪进展时，被告知“你们报的工资表需要修改”“手头上的事情太多了”“去找行业主管部门，或者去法院起诉”——真是打得一手好太极，踢得一脚好皮球！这无论如何不是职能部门应有的工作态度。

　　这尽管是一个地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个案，但其暴露出的相关单位、人员干扰、阻断制度落实，让好制度成为“空中楼阁”的情况，必须引起重视。而除了治理欠薪，社会治理中的不少领域也存在类似“说归说、做归做”“说得好听、做得难看”等口惠而实不至的情况。

　　“到2020年，形成制度完备、责任落实、监管有力的治理格局，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本遏制，努力实现基本无拖欠。” 这是国务院提出的明确要求。2020年，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