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内到公众，剽窃、抄袭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行为。至于为何道歉发生在2020年最后一天？应该看到，剽窃、抄袭成本因中国法律愈发完善而提高了。在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中的“侵权责任编”，通过对侵权人侵权责任的追究，落实了对各类民事权利的保障；经修改、将于2021年6月起施行的新著作权法，也强化了版权行政执法、处罚力度。

在中国，抄袭者要面对的后果已不再只是“被鄙视”，还有越来越严重的法律后果。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导演郑晓龙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直言，文化领域的剽窃、抄袭，如同偷盗，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更隐蔽的抄袭

但有了法律的威慑就可以做到“天下无抄”了吗？或许并不是。

全国人大代表、编剧赵冬苓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公众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的大背景下，抄袭的手段也变得越来越隐蔽了。

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报的2019年度北京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中，小说《锦绣未央》侵权案入选。法院认为，该案是新技术条件下大规模抄袭的典型案例，被告周某的一部小说分散抄袭了12位知名作家的16部小说。

赵冬苓认为，这类案例给打击抄袭行为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像这种一部作品抄袭多部作品的情况，仅有被抄袭的一方去维权是比较困难的。”

对此，郑晓龙呼吁，应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在影视作品中的剽窃、抄袭现象，一经发现就应该受到法律制裁，而且应严厉处理。”

民众检票入场观看电影。(图文无关)中新社记者张云摄

反对抄袭，应以法律为准绳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抄袭“人人喊打”的背景下，也存在“碰瓷”情况。

“我个人就深受‘碰瓷’之苦。”赵冬苓告诉记者，此前，她参与编剧的电视剧《红高粱》被诉抄袭。公开资料显示，这部电视剧改编自作家莫言的小说。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几年前被指涉嫌抄袭，赵冬苓作为编剧成了被告。

经过几年时间，赵冬苓虽然最终胜诉，却也在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她认为，这其实是由于对方不了解法律层面的“抄袭”定义造成的。多位法律专业人士向记者证实，法律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

“一些人控告某作品相似的地方恰恰是某个想法，而这种相似在文艺作品中非常常见。”赵冬苓说，“比如莎士比亚写了《哈姆雷特》。此后几百年间，文艺作品中出现了多少‘哈姆雷特’式的形象？”

在她看来，反对抄袭无疑值得提倡，但应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同时，要做到“天下无抄”，仍有大量的工作，包括向更多人普及相关法律知识、行业协会进一步规范从业者……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