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以来，河北省沧州地区任丘市的王申先生和妻子刘华桂寝食难安，看着饲养棚里所剩无几的鹅苗，两个人着急上火却束手无策。为此，刘华桂常常自责，因为投资养鹅本是她的主意。
因投资鹅苗被骗血汗钱的人不在少数。资料显示，去年以来，有来自河南、河北、山东、四川和贵州等多个省份的投资者遭遇鹅场诈骗，受害者近百名，涉嫌被骗资金近300万元，涉事鹅场多位于江苏省境内。
曾经苦口婆心才能劝说潜在被骗人员上钩，如今只需撒好一张大网守株待兔即可。为什么骗人的行径总是屡试不爽？
投资鹅苗打水漂
2016年年底的时候，刘华桂打听到养鹅很赚钱，通过朋友介绍了解到山东省的“双雄鹅苗孵化”，很快便联系该公司项目负责人程经理。据程经理介绍，投资养鹅只需支付鹅苗的费用，公司负责运送并帮助客户搭建饲养棚，而这些都不需要额外付钱。同时，公司保证鹅苗成活率在98%以上，若7天内小鹅死亡，公司还会免费补给相同数量的同种类鹅苗。将来一旦长到成鹅，如果客户乐意，公司将会按照市场价格回收。
刘华桂心动了。在她的动员下，家人一共投资近10万元，购买鹅苗3000只以及大量饲料。“当时就觉得这个投资很好，因为现在做生意不容易，饲养肉鹅可能还不错，根本没多想对方的承诺太好以至很难实现，在鹅苗运到后，事情开始一团糟”，她这样对《经济》记者回忆。
最开始的7天内，鹅苗还都正常，孵化公司也把一部分饲料准时运送到刘华桂的饲养棚所在地，之后公司派人来给鹅苗种植疫苗并教授夫妻俩，“可是打疫苗的第二天，小鹅开始死掉，而且一次竟然死很多只”。
按照刘华桂的叙述，每次打疫苗，鹅苗就会死掉一批，第一次打疫苗是公司派人免费做的，随后再打都需要付钱。在她看来，花钱买疫苗不过分，可是疫苗打完了小鹅反倒死掉，这让人难以接受。最可怕的是，她和丈夫预付了4万元的饲料，孵化公司一直推脱着不给送过来。
“我们就打电话给程经理，他说公司里的饲料都是陈旧的，对小鹅不好，等生产了新饲料再送过来，过了一个月新饲料还是没影子，再联系，对方又说饲料生产商机器出故障，要接着等。可是没有饲料，鹅苗肯定活不成，我们跟程经理拿到饲料生产商的电话，打过去，生产商说还需要一段时间。”
直到现在，已经付了钱的饲料还不知道在哪里，而王申和刘华桂的鹅苗还存活的只有十几只，一度非常热情的程经理也再不接这对夫妻的电话了。
《经济》记者在2017年3月底联系到刘华桂口中的程经理，他的电话并未改变，显示为山东临沂中国移动的手机号，双雄鹅苗孵化公司的网站依然在运行，但网页显示公司地址所在地为“江苏省射阳县畜牧开发区21号”。对此，程经理告诉《经济》记者，公司旧址在江苏，目前已迁移到山东。
产业链欺诈骗你没商量
当记者表示出投资养殖业意向的时候，程经理给出了曾经刘华桂听到的一套说辞。而谈到饲料问题的时候，他帮助《经济》记者计算，一公斤一元，1000只鹅苗需要2吨多饲料（客户最少购买1000只小鹅），付款后鹅场会负责饲料运输。
在得知《经济》记者没有养殖经验的时候，程经理非常热情地指出投资养鹅的诸多好处，表示一旦小鹅成年后，公司将会主动回收，记者的投资绝对一本万利，毫无担心的理由。当记者反问“公司给客户这么多优惠，靠什么盈利，岂不是会亏本”的时候，对方不再说话。直到这个时候，孵化公司拖欠刘华桂的饲料还没有着落呢。
从看上去比较正式的官方网站到鹅苗养殖基地再到投资项目负责人，加上饲料运输服务、疫苗种植和养殖大棚搭建团队，从客户角度看，双雄鹅苗孵化公司的布置可谓面面俱到，而每一个真心想要投资养殖业的人，都有动心的可能，再加上公司某位经理花言巧语的攻势，不知不觉走进圈套实非难事。
有的受害者在实地考察后才着手投资，依然被骗几十万，而有的则是首次创业的大学毕业生。不得不说，有时候投资者对所投项目再谨慎也依然难逃被骗的结局。很多案例，包括江苏地区多发的养鹅诈骗在内，行骗人员在骗局布置上花费的心思越来越多以至于演变成一整条产业链。
对此，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股权合伙人叶庚清律师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交通便利、信息发达的时代，公众有特别快捷的途径去了解一个事件的真实性。“随着公众安全意识的逐步提高，仅凭一个人或几个人天花乱坠的吹捧已难以实现诈骗目的，即使偶尔成功，也不会长久，加上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很高，产业链式诈骗就应运而生。”
的确，从已经公开的养鹅诈骗案件事实来看，不少受害人对鹅场进行了多方实地考察，而产业链式的骗局总能说服一个又一个的投资者，当大家意识到上当，为时已晚。
民事索赔难上加难
不管是线下投资还是电信、网络诈骗，产业链模式似乎已经成为不法分子的“高端追求”。自去年徐玉玉、清华大学教授被骗案后，“提高安全意识”“教你防诈招数”的宣传资料屡见不鲜，可诈骗实例似乎从未间断。
叶庚清告诉《经济》记者，如今诈骗分子通过各种渠道提升自己，这条黑色产业链已经进入专业化和大数据时代，有的甚至会请心理专家写脚本设局，单凭给大众支招防骗，效果寥寥。
他还强调，精心布置的骗局甚至令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感到为难。以养鹅案为例，项目方在实施诈骗时并非全程欺诈，比如一些养鹅场的确具有合法资质，而刘华桂和程经理签订的买卖合同也的确合法有效，双雄鹅苗孵化公司确实提供了符合合同数目的小鹅。单从这些事实看，整个流程很难认定为犯罪行为。
此外，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司法机关主动介入经济纠纷，因此受害人想要维权需要进行民事起诉。可在民事诉讼中，项目方可以基于保底条款无效、市场风险、经营风险、自然灾害等原因免责。至于行政机关，其本身职责为监督指导，更不能随意干涉经济纠纷，对产业链模式的诈骗也难以有效查处。
北京市邦道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武绍智则告诉《经济》记者，即使个人被诈骗的资金数额很高，只要不造成人员伤亡或者广泛且恶劣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也倾向不立案。“一方面，公安机关的案件太过繁重，一般的经济纠纷很难再抽出人力物力针对性处理，另一方面，一旦立案，若无法破案，就会成为悬案，堆积起来对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是一种压力，加上诈骗团伙常常流窜作案，或者异地作案，侦查很有难度。”
武绍智指出，国内诚信缺失问题非常严重，他经手的一些诈骗案件甚至就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即便如此，骗子被揭穿的时候，也不会主动把钱还给亲朋好友，在他们看来，能骗到钱是有本事，而不是一件应该感到耻辱的事情”。
由于诈骗团伙的产业链作案模式，单纯去鉴定一个公司是否具有资质已经不能作为预防诈骗的保障了。接受《经济》记者采访的律师都认为，除了需要看项目方是否具有合法注册的市场主体资格外，还应该到全国企业信用查询系统中查询项目方的经营范围、项目方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管理人员的个人资信问题。“如果公司里的高级管理人员官司缠身，会在专门的裁判文书网站或消费者投诉网站上留下痕迹，投资者就要三思而行”，武绍智如此补充。
编后：
国内诈骗案例只增不减，与金融诈骗动辄上千万元的损失相比，几十万元算不上多。可是，对于很多普通家庭来说，几十万或者几万也许就是他们对生活的全部希望与寄托。从诉讼法上讲，受害人想要维权需要到被害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与司法机关主张权利。这样一来，维权成本太高，已经损失大笔钱财的人能否支付它暂且不说，其中的煎熬更是可想而知。
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怎样提升民众幸福感，对于受害者众多、情节复杂的团体诈骗行为而言，政府和司法机关能做什么、该怎么做，更是值得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