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鞋用力打在主播刘丽臀部,她趴在地上,痛得大叫,“施暴者”没有停手,继续挥动拖鞋拍打。
因在微信视频号玩直播PK(对决)游戏时输了,刘丽正在接受这种叫作“打开花”的惩罚。
她承认,这是一种低俗直播,但能挣钱,而直播收益取决于流量,流量意味着要不断刷低直播下限。
有类似想法的不止刘丽一个。湖南长沙橘子洲大桥边,30余名主播汇聚在此,他们以主播PK形式在短视频平台直播。惩罚形式五花八门,有深蹲、开合跳、驴踢腿等动作,还有往身上浇凉水甚至辣椒酱等行为。
面对群聚街头的低俗直播,平台限流、封号,城市管理者进行劝导,而对于主播而言,在一个地方呆多久,取决于这里的流量。
惩罚加码
橘子洲大桥附近的树荫下、围廊边,每隔几步,就有一根根竖起的黑色支架,忘我表演的主播们或站或蹲,叫喊声此起彼伏,甚至有人伸腿坐在地上,无视路人的诧异眼光。
刘丽穿梭在人群中,寻找合适的户外PK对象。
户外PK是一种直播玩法。在规定时间内,直播间收到礼物更多的一方胜出,输的人要在镜头前接受惩罚。PK前,双方会先“谈条件”,约定惩罚内容。
离刘丽不远处,一名女主播正在公共厕所旁接受惩罚。眼见三桶凉水接连从头顶浇下,她全身瞬间湿透。这轮惩罚结束后,她将穿着滴水的衣服,完成接下来整天直播。
另一名女主播头上被人倒了一瓶辣椒酱,她大喊“你倒我衣服里了”,对方并没因此停下。旁边有主播扭过镜头,把这一幕传到自己的直播间,并对观众说“看到没,我输了也会这样。”
PK失败,主播被泼辣椒酱作为惩罚。人民网 黄钰摄
刘丽希望自己“不至于输的太惨”。回想起刚做主播时,对于在脸上涂鸦、深蹲这类惩罚,她也不能接受,但看到很多大主播都做这些,慢慢地便不再拒绝。
“起初大家都是正常直播,后来才越玩越刺激。”刘丽介绍,先前是向主播头上倒矿泉水,再是啤酒、酱油、醋,后来还有老干妈和鸡蛋。
附近小卖部老板回忆,主播们陆续聚集在这里一个月有余,几乎24小时都有人直播,她以前不卖酱油、啤酒、面粉、鸡蛋等商品,后来应主播们的要求,专门采购这些。
惩罚过后,路边污渍残留。人民网 黄钰摄
作为惩罚项目之一的“打开花”也从20下增加到50下、100下、200下。刘丽在直播时,身旁一名主播正接受打50下臀部和手掌的惩罚,引来其他主播和路人围观。她记得,有次一名小伙子PK输了,臀部被打了100下,问旁边人是否紫了,别人告诉他这不是紫了,而是黑了。
虽然刘丽习惯了这种低俗直播,并非所有惩罚项目都能接受。直播中,刘丽婉拒了粉丝点名和男主播张东的PK,“他玩得太污了……”
中午收工时,有主播邀请刘丽PK,惩罚内容是20个深蹲。“这谁还想看?”她早已看不上这种简单惩罚。
玩家双赢
在刘丽看来,人气高的主播要么有颜值,要么有才艺,两者都不突出的她只能靠PK让粉丝“上票”。
“上票”是指粉丝在直播间打赏礼物,是PK胜负唯一评判标准。这也是主播收入的主要来源。
多名主播表示,直播间“上票”就靠几名粉丝,他们尊称这些人为“大哥”,而PK是检验粉丝是否是“大哥”的最佳方式。
据刘丽介绍,按微信视频号平台规则,1元可获10个微信豆,可送出的礼物达10余种,有从1豆的爱心到8888豆的桃花岛。
在长达5分钟的PK时间里,她在镜头前会反复说,“家人们,我们先上个十、破个百”。每当有人刷礼物,她用手比心,大声喊出对方的ID,“感谢我的哥!”
“家人们!这把打的100个开花!很痛的!”PK进行到一半,礼物的“血条”停滞不前,刘丽开始强调惩罚的残酷,让“大哥”们心疼。
暂时领先时,让粉丝“守塔”(守住当前优势,不被超越);快结束时,要防止对面“偷塔”(在最后几秒时突然“上票”);不论输赢,都90度鞠躬表示感谢,并一一念出礼物榜上的名字……
在她周围,不少主播除了这些话术外,还会用蹲起、下腰、跳舞来拉票。
PK失败,主播爬树作为惩罚。人民网 黄钰摄
主播李可说,“大哥”之间较量,能直接带动送礼物节奏,“两边‘大哥’要是都在,最好‘上票’。”
主播PK并没有真正的输家。“输了也一样赚钱,只是要接受惩罚。”李可说,两名主播一般会连续PK两三场,在输赢之中上演“复仇”戏码。这样才有直播效果,让人持续刷礼物。
在砸鸡蛋那一局PK中,刘丽将鸡蛋在主播王秋头上来回涂抹,并说“是不是玩不起”之类挑衅话。王秋有些生气,一声不吭结束了PK,没再进行下一场。“他应该回怼我,这样气氛就起来了。”刘丽“恨铁不成钢”。
刘丽介绍,扣除各种费用之后,加上平台一些奖励,主播挣的钱大概是礼物价值一半。她一天能直播3场,每场三四个小时,多的时候赚几千元,少时能赚一两百元。
有些粉丝劝刘丽,没有人气的时候不要着急打PK,不然会输的很惨。“谁不想在家聊聊天就把钱赚了?”刘丽说,她知道对方是好意,但她人气一直不高,只能硬打。
“城管来了”
“城管来了,还不快走!”中午11点多,主播们突然纷纷起身,扛起设备,仓皇转移,几名穿制服的人朝他们走来。
几分钟后,这些主播从橘子洲大桥公交站,沿河转移到湘江中路地铁4号口附近,移动200多米距离。城管执法人员走后,散开的主播们再次聚拢。
主播们仓皇转移。人民网 黄钰摄
附近小卖部老板回忆,城管执法人员一天来两三次,主播常在公交站和地铁口之间来回跑。
李可说,之前她和其他主播们在黄兴广场,后来到了海信广场,最近他们才来这里。这是第三个地方了。
海信广场和黄兴广场地处长沙市五一商圈,是当地夜经济发展标杆地段。附近市民说,此前主播们聚集之处是商圈人流量最大地方,现在这里没有居民楼,也不太扰民。
夜晚,直播人群仍未散去。人民网 黄钰摄
针对五一商圈户外网络低俗直播、粗俗表演、博取眼球换流量等网络直播乱象,长沙市天心区在今年8月30日召开专题会议,开展为期两周专项整治行动。天心区有关部门邀请了13家网络直播平台、公会、组织代表负责人展开面对面交流,共商规范直播行为、共建网络文明的良策。
“长沙是一座网红城市,主播们来自河南、吉林、贵州、广西等全国各地。”附近一位市民说,即使这些主播们离开了长沙,以后也会到其他网红城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秘书长黄楚新认为,主播在线下大量聚集源于对流量的追逐。一方面,主播自身流量可汇集在一起,形成共享。另一方面,不少直播平台都有同城推荐功能,网红城市和景点本身具有流量优势,这让平台在算法推荐时,向聚集于此的主播倾斜。
平台之责
刘丽接受“开花”惩罚时,有粉丝说太远看不清,她说“放太近,容易被平台封号。”
在实际惩罚时,主播们常把镜头放远,侧过身,或者收声不入画,这样既能规避平台审核,又能让观众了解惩罚情况。
然而,有的主播则较为大胆。喜欢打擦边球的张东就常在镜头前明目张胆地进行低俗惩罚,虽然曾被微信限流、封号,但他会重新开号。
黄楚新认为,低俗惩罚背后是强化竞争、追求刺激两层动因,主播之间竞争烈度越大,观众参与积极性也越大;通过PK强化竞争后,后续惩罚以其猎奇行为刺激观众的参与感与沉浸感,吸引观众持续参与。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9月2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坚决抵制炒作低俗“网红”、无底线审丑等泛娱乐化倾向。
部分平台针对低俗直播已有具体规定。例如,在抖音,进行恶俗、低俗的惩罚游戏属于中等违规行为;快手直播管理规范显示,禁止从事低俗、庸俗、媚俗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涉三俗表演、PK、不良段子、低俗游戏等;微信视频号直播常见违规内容规定,禁止低俗涉黄游戏,包括但不限于猜内裤颜色、打屁股等。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发布的《2020年中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市场规模达1930.3亿元。从营收模式看,打赏仍是直播平台和主播的主要收入来源,占行业收入的75%左右,占主播收入的35%-45%。
黄楚新建议,对于户外聚集直播的低俗行为,平台首先应人工判断与机器识别相结合监督低俗行为,其次通过调整直播算法推流机制,降低涉嫌户外低俗直播的流量权重,倒逼主播方行为调整,最后,对于明确涉及户外聚集低俗直播的主播账户进行警告、短期封禁、长期封禁、永久封禁处理。
(文中刘丽、张东、李可、王秋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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