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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司法部相关负责同志就律师调解试点答记者问
发布时间:2017-10-17 15:01 | 来源:司法部政府网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相关负责同志就《意见》制定和实施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有效缓解“案多人少”矛盾

  问:请介绍一下《意见》出台背景和意义?

  答:律师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方面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职业优势和实践优势。近年来,我国律师队伍不断壮大,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律师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截至2017年9月底,律师队伍已经发展到34万多人,律师事务所2.7万多家。广大律师积极参与各类调解活动,注重发挥熟练掌握法律知识技能、相对客观中立、容易取得当事人信任等工作优势,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与一些国家律师主导调解模式不同,我国律师参与调解主要是受邀参加人民法院、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等组织开展的调解工作,律师在参与的广度、深度和积极性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独特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包括调解在内的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对建立完善律师调解制度,鼓励和规范律师参与重大复杂矛盾纠纷化解提出了明确要求。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充分发挥律师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建立由律师作为中立第三方主持调解的工作机制,完善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商事调解等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衔接的律师调解制度,是完善我国诉讼制度的创新性举措,有利于及时化解民商事纠纷,有效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节约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推动形成中国特色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同时,作为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开展律师调解是对律师业务领域的重要拓展,实现了律师专业法律服务与调解这一中国特色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结合,对于进一步发挥律师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职能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律师调解需要具备相关资质

  问:请谈谈律师调解的具体工作模式。

  答:《意见》明确了律师调解的四种工作模式。一是在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诉调对接中心或具备条件的人民法庭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配备必要的工作设施和工作场所。二是在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乡镇公共法律服务站设立专门的律师调解工作室,由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指派律师调解员提供公益性调解服务。三是在省级、设区的市级律师协会设立律师调解中心,在律师协会的指导下,组织律师作为调解员,接受当事人申请或人民法院移送,参与矛盾化解和纠纷调解。四是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工作室,组成调解团队,可以将接受当事人申请调解作为一项律师业务开展,也可以承接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移送的调解案件。

  问: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参与律师调解工作是否需要具备相关资质?

  答:律师调解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新型律师业务,各方面都要求很高,对参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职业素质、专业能力、责任心和管理水平等都应当有相应的要求。为此,《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律师调解工作资质管理制度,授权试点地区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会同人民法院研究制定管理办法,明确承办律师调解工作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资质条件,包括人员规模、执业年限、办案数量、诚信状况等;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会同人民法院建立承办律师调解工作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调解员名册。

  明确律师调解案件范围

  问:律师调解工作如何开展?

  答:作为我国调解制度的一种,律师调解的开展既要符合调解工作的一般规律和程序,也应当有一些特别的要求,《意见》本着便捷高效的原则,对律师调解程序作出了规定。一是明确调解案件范围。《意见》规定,律师调解可以受理各类民商事纠纷,包括刑事附带民事纠纷的民事部分,但是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除外。二是名册公示。《意见》规定人民法院、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应当向当事人提供承办律师调解工作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调解员名册,并在公示栏、官方网站等平台公开名册信息,方便当事人查询和选择。三是调解告知。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接受相关委托代理或参与矛盾纠纷化解时,应当告知当事人优先选择调解或其他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四是调解主持。律师调解一般由一名调解员主持;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或者当事人要求由两名以上调解员共同调解的案件,可以由两名以上调解员调解。五是调解期限。律师调解员根据调解程序依法开展调解工作,调解期限为30日,双方当事人同意延长调解期限的,不受此限。六是调解协议出具。经律师调解达成协议的,出具调解协议书;期限届满无法达成调解协议,当事人不同意继续调解的,终止调解。七是无争议事项记载。律师调解员组织调解,应当用书面形式记录争议事项和调解情况,并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

  调解程序终结时,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议的,律师调解员在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后,可以用书面形式记载调解过程中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在诉讼程序中,除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外,当事人无需对调解过程中已确认的无争议事实举证。

  启动方式多样调解程序灵活

  问:《意见》在发挥律师调解工作优势方面作了哪些制度设计?

  答:《意见》规定了多项措施,突出律师调解的专业特点和工作优势,以鼓励当事人选择律师调解作为纠纷化解方式。一是启动方式多样。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设立的律师调解工作室或律师调解中心既可以受理当事人直接申请主持调解纠纷,也可以承接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移送的调解案件。二是调解程序灵活。律师运用专业知识开展调解工作,可以根据纠纷的实际情况,灵活确定调解方式方法和程序,周期短、效率高,方便当事人。三是规定严格的回避制度。律师调解员系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的近亲属的;与纠纷有利害关系的;与纠纷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调解的,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律师调解员不得再就该争议事项或与该争议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纠纷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仲裁或诉讼的代理人,也不得担任该争议事项后续解决程序的人民陪审员、仲裁员、证人、鉴定人以及翻译人员等。四是建立调解协议与支付令对接机制。调解协议中具有金钱或者有价证券给付内容,债务人不能及时履行的,债权人可以依法申请支付令。债务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书面异议且逾期不履行支付令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五是完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经律师调解工作室或律师调解中心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当事人可以向律师调解工作室或律师调解中心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申请确认其效力,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确认。这一规定确保了律师调解协议经法院司法确认后具有法律效力,消除当事人选择律师调解的后顾之忧。六是发挥诉讼费用杠杆作用。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免收诉讼费。诉讼中经调解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减半收取诉讼费用。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参与调解,或者有明显恶意导致调解不成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

  三大措施保障律师调解经费

  问:律师调解的经费如何保障?

  答:没有科学的经费保障机制,就难以确保律师调解制度长效运行。为此,《意见》针对不同调解模式的特点,确立了多渠道经费保障机制。一是在律师事务所设立的调解工作室受理当事人直接申请调解纠纷的,可以按照有偿和低价的原则向双方当事人收取调解费,一方当事人同意全部负担的除外。二是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设立的律师调解工作室和在律师协会设立的律师调解中心受理当事人直接申请调解纠纷的,由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通过政府采购服务的方式解决经费。律师调解员调解法律援助案件的经费,由法律援助机构通过政府采购服务渠道予以解决。三是在人民法院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的,人民法院应根据纠纷调解的数量、质量与社会效果,由政府采购服务渠道解决调解经费,并纳入人民法院专项预算。

  问: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对于贯彻落实好《意见》有什么考虑?

  答:《意见》规定,律师调解工作在北京、黑龙江、上海、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11个省(直辖市)试点。试点省(直辖市)可以在全省(直辖市)或者选择部分地区开展试点工作。试点地区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律师调解工作,切实抓好贯彻落实。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试点地区要加强制度建设和工作协调,有力推进试点工作顺利开展。制定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实施意见,不断总结经验,积极探索,为向全国推广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制度和经验。二是积极引导参与。试点地区要鼓励和推荐律师在人民调解组织、仲裁机构、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中担任调解员,鼓励律师创新调解工作方式、积极参与在线调解试点工作,促使律师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体现社会价值,充分调动律师从事调解工作的积极性。三是加强队伍管理。加强对律师调解员职业道德、执业纪律、调解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建设高水平的调解律师队伍,确保调解案件质量。探索建立律师参与公益性调解的考核表彰激励机制,对表现突出的律师调解工作室、律师调解中心组织和律师调解员给予物质或荣誉奖励。四是加强宣传工作。试点地区要大力宣传律师调解制度的作用与优势,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优先选择律师调解快速有效解决争议,为律师开展调解工作营造良好执业环境。五是加强指导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将对试点工作进行指导督促,全面评估试点方案的实际效果,总结各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推动改革实践成果制度化、法律化。



责任编辑: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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