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温州民营经济腾飞的法治密码
发布时间：2019-09-30 14:32 | 来源：中国法制与新闻网
【编者按】
瓯居海中，沧桑巨变。
70年洪流巨浪，温州勇当弄潮儿，以敢为天下先之胆识，创造了“温州模式”，为共和国壮丽史诗写下了辉煌绚烂的时代注脚，为浙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贡献了智慧力量。
70年风云激荡，温州越挫越英勇，越干越有劲，涌现出了一个个“全国第一”，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民营经济发祥地、法治中国先行地，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标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23次到温州调研，勉励温州“把这部创新史继续写下去，探索新的规律，创造新的业绩，写出好的经验……加快走出去步伐，不但成为‘本土的温州’‘全国的温州’，更要发展成为‘世界的温州’”。
温州的实践，是浙江深入改革开放、推进平安法治双轮驱动的一个缩影。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征程中，温州如何抓住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赶考答卷”？本刊记者在温州蹲点调研的深度报道,从历史的多个维度探析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法治推动力，破解其法治密码，敬请关注。
文本刊记者 王春
楠溪江流淌着古朴清新的诗意，雁荡山高耸着巍峨奇绝的隽秀，梅雨潭涟漪着绿意盎然的世界，蔚蓝海映照着放飞梦想的天空，白鹿城书写着创业致富的传奇……
这里是“山水斗城”——温州。
温州古为瓯地，“虽隆冬而恒燠”，故以温暖之州得名。五千年文明史、两千年建城史、七十年奋斗史、四十年开放史……镌刻着贸易港口、海防城市、文化名郡的人文荟萃。
这里是民营经济发祥地——温州。
中国民营经济在这里起源、在这里壮大、在这里腾飞，演绎着全民经商、全民创业、全民创富的精彩蝶变。
这里是法治中国先行地——温州。
市场经济先发，法治必然先行。从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到第一部私营企业条例，从农村包产到户改革到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从全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到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奏响着经济与法治同频共振的响亮节拍。
在这片“家家生火、户户冒烟”的经商热土上，在这艘新时代法治中国巨轮的保驾护航下，温州以舍我其谁的改革探路者使命担当，全力驶向“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先行区的新航道，重塑中国民营经济新标杆，为世界经济跨越发展引领万马奔腾的磅礴气势，为法治中国稳步前进续写拍案惊奇的波澜壮阔。
“八大王”案件不仅成为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分水岭，更成为检验经济与法治同频共振的试金石。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八大王”案件的平反，没有民营企业产权的依法保护，就没有正泰的南存辉、德力西的胡成中，更没有温州民营经济的腾飞。
草根崛起
柳市之春，柳絮飘扬。
这个温州下辖乡镇位于乐清湾之滨，因“柳树下的集市”而得名，9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8000家企业，有“中国电器之都”“中国百强名镇”“全国文明村镇”等多张国字号金名片。
这些金名片的过往，是一个个草根崛起的奋斗故事，“八大王”无疑是温州乃至全国最早尝到市场经济甜头的探路者。
在柳市镇政府会议室，因记者探源温州民营经济历史的名义，“八大王”中的四个大王——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翻砂大王吴师廉、螺丝大王刘大源，难得相聚坐到了一起。
叶建华，一头黑发，笑起来像个腼腆青年。
郑祥青，慈眉善目，满脸洋溢着慈祥之光。
吴师廉，穿戴立整，淡看风云谈笑风生。
刘大源，性格硬朗，嬉笑怒骂皆在转瞬间。
这只是记者的匆匆素描。
除了他们四人，“八大王”还有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旧货大王王迈仟、胶木大王陈银松。
这份名单，出自1984年由浙江省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印行的“情况简报”。
“八大王”在江湖上还流传有另外几个版本，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也在其列。
除了王迈仟已去世外，其他都还健在。
他们身上的传奇故事，远非几个形容词可以囊括。
把时钟回拨到四十多年前。
家住柳市后街新村的叶建华，初中毕业后，成为一位有着留城证的活跃青年，为了生存，他自制简易木质照相机，到永嘉山区、洞头海岛流浪谋生。
“那时不允许私人做生意，我提心吊胆过日子，相机被没收了三次。”叶建华回忆说，直到听说柳市居委会创办了社队企业——反修工艺社，他就跑回来诉衷肠、求收留，在负责人石锦宽的支持下，他开了个照片冲晒室，挂在企业名下，每月交3元管理费，工艺社后更名为通用电器厂，多个大王都挂在其名下。
改革开放的思潮早早吹到柳市，个体经济异常活跃，镇上几乎每家都有生意做，五金电器充斥着大街小巷，十万供销员带着样品走南闯北地推销。
但样品很重，带来带去并不方便，在五金大王胡金林的启发下，叶建华把样品拍成照片，卖给供销员。
产品拍得越来越多，叶建华就做成影集，再后来印刷出版成书，《产品样本》和《产品目录》问世了，一下子就成了热门货，“目录大王”名号就此传开。
“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知青插队太穷了，这条裤子穿破了下件裤子在哪不知道了……”忆起往昔，刘大源激动得欲要抹泪。
说起致富经历，刘大源变得情绪高昂。脑子活络，敢拼敢闯，早在1967年，他就赚来了5000元，1979年就成了柳市第一个买摩托车、装电话的人。
伴随着柳市五金电器的繁荣，刘大源一边打小铁，一边摆螺丝摊，从倒卖一枚不起眼的螺丝钉，到经营的螺丝是这个国家最为齐全的，足足有一万七千种，成了名副其实的螺丝大王。
摊开螺丝店的塑料袋，上有这样一段广告语：“70年代是您的采购员，80年代是您的仓库保管员，90年代是您的生产调度员”，刘大源笑称，这是他的角色变迁，紧接着又补了句，“21世纪，我是您的评论员！”
从螺丝、线圈到矿灯、机电……要属胡金林的五金生意做得最大，1981年的年销售额达到120万元，成为了柳市首富。
“汽车跳，温州到。”彼时的温州，交通闭塞，资源匮乏，工业落后，但以“八大王”为代表的草根一代，在计划经济的裂缝下，顶着“资源禀赋贫乏”的帽子，敢为天下先，勇于在风口浪尖搏击，掀起一阵低压电器创业潮，推动了民营经济的萌发和崛起。
锒铛入狱
民营经济的起源与兴衰，似乎和法治天然相连。
“八大王”案件，就是法治蒙昧时期的特殊产物，因为一个“投机倒把”的口袋罪，把八大王全装了进去，或锒铛入狱，或进学习班，或慌乱出逃，闹得人心惶惶，也对经济发展造成重创。
1982年，是经济与法治互动撞击颇为频繁的一年。
由于个体私营经济过热，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造成巨大冲击，物资流通秩序出现混乱，全国开展了严惩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温州就成了打击的重点区域。
柳市，便成了这个重点的重点。 “树大招风！”刘大源用这个词，解释自己为何被盯上，尽管他成为八大王中唯一侥幸逃脱牢狱之灾的人。
有钱后，招摇！这个开着摩托车在柳市街道上飞驰的青年，后面跟着是嫉妒的目光，连警察都傻眼了，以为是大人物的子弟。
区政府干部想到他家打个电话，却要看他心情，不高兴时谁来都不给打，因此被认为“不太听话”。
1982年5月20日，浙江省委派出由常委李朝龙率领的70余人工作组进驻柳市，开始了对“八大王”的抓捕行动。
刘大源的不听话，体现在工作组盘问时，他理直气壮地顶撞。
他向记者打比方说：“我当时的生意，好比现在中国式红绿灯中的黄灯，虽不能径直通行，但对流通作出贡献，对社会无害。”
巧舌如簧的辩驳，难逃这张已撒向柳市的法网。
刘大源的敏锐，让他时刻准备着跑路，当他嗅到了危险信号，便回家取了7万元，开始了逃亡生涯。
和刘大源一样，吴师廉因翻砂生意做得好，一年就赚了三万元，于是拿钱盖起了三幢三层楼房，在当地非常轰动，但房子造好住进去一个月，他就被关进去了，被扣了五顶帽子：“未经批准、偷税、抢夺国家物资、雇工、投机倒把”， 还遭到工作组诘问：“不搞资本主义，怎么能赚那么多钱，怎么盖得起楼？”
郑祥青，也是一名插队青年，从修理电动机开始，到制造电机线圈，生意逐渐上了规模，变成线圈大王，他被带到位于城郊的一座部队撤走后留下的营区里，上学习班，关了一年多……
在乐清法院档案室里，泛黄的牛皮封页，苍劲的钢笔字迹，还原了叶建华、程步青、王迈仟案件的始末，案由都是投机倒把。
据起诉书上记载，叶建华以营利为目的，将“产品样本”“产品目录表”高价出售，分得8500元……其行为已构成投机倒把罪，触犯了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但被告认罪态度好，并积极准备退赃，建议从轻处罚。
1928年出生的姜周森，成为律师制度恢复后的第一代律师，受叶建华和王迈仟家属委托，为他们作无罪辩护。
姜周森的观点，触动了经办法官。
在王迈仟一案中，法官蔡为凎在审阅案卷、审讯被告人后，心底感到不踏实，认为该案是国家放宽经济政策出来的新问题，案件还存在事实不清、证据缺乏、定性也拿不准等问题，牵涉有一部分是旧货，不属于国家计划物资，罪与非罪交错……
在泛黄的案卷材料中，同样看到时任乐清法院院长陈怀立的犹豫不决：“由于我们审判业务水平不高，在审定事实适用法律上把握不大，特别对经济犯罪案件，情况复杂，在罪与非罪的界限上，在正确定罪，适当量刑上都拿不准……”
但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要求严打经济犯罪，要求执法如山。
到了乐清，工作组对审限要求紧迫，还要求在柳市召开宣判大会，法律人的挣扎，在大势前显得有些微弱。
最终，叶建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程步青，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王迈仟，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错案平反
“八大王”入狱，无异于一场狂风暴雨，搅动大半个温州噤若寒蝉，人人自危。
用长虹村村民郑月仁的话说：“私营经济，钱赚多了不仅要收缴，甚至要坐牢，谁还敢不偷偷摸摸呢？”
民营经济的星星之火，被这瓢冷水给泼下去了，温州工业增速陡然下滑，柳市工业生产竟暴跌57%。
“八大王”被抓，柳市居委会负责人、通用电器厂厂长石锦宽，走上错案平反的上访之路。
在柳市繁华北路的家中，年近八旬的石锦宽背靠着沙发，几许伤感地自我解嘲说：“柳市富了，我穷了。”
早在1979年，通用电器厂产值就达到了1亿元，银行为了管理这个账户，挑了5个算盘打得最快的员工来专项负责。
翻开一本他手写的回忆录，上面记载着每个阶段的大事记，记录着通用电器厂32个车间的名称。
其中重要一条，是石锦宽以《有罪非罪界限不清》为题，为“八大王”慷慨陈情，“他们对社会只有积极作用而毫无危害性，他们都是发展柳市经济有功之人，而不是有罪之人。柳市10万供销员，如果没有叶建华的产品目录，怎么去订业务啊？”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兴办各种企业，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被派往温州处理“八大王事件”的，是时任温州市市委书记袁芳烈，面对整顿私营经济给整个温州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他开始反思，实事求是，错了就改，遂建议法院对“八大王”逐一复查。抓住中央一号文件的机会，袁芳烈为“八大王”翻案。
同样是乐清法院的一纸判决，还了目录大王清白：“叶建华作为待业青年利用专长，与他人合股制版，付出一定劳动代价，且对社会未造成危害结果，其行为尚未构成犯罪。”
“王者归来”的消息，不胫而走，云开雾散。
尽管该案的平反，被权威媒体称为“法律上的大玩笑”。
但这个玩笑终究结束了。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曾这样告诉袁芳烈：“‘八大王’平反了，我才砸下所有家底申办求精开关厂。否则，我真不敢。”
1985年，温州民营经济重新踏上了星火燎原之路。
温州人一个个放开手脚，摁启发展的快进键，投入到四海皆商的滚滚洪流中。
这一年，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温州模式”首次见诸报端。
这一年，重获自由后的吴师廉跑去问县长，县长答道：“放心，不会再把你关起来！”
安心后，吴师廉重操旧业，创立了浙江红光金具有限公司， 1996年，女婿林中华接班，将其发展成年产值6亿元的大企业。
昔日的乐清首富胡金林，如今是柬埔寨中华工商联合会主席，在国外热火朝天地搞建设，今年回到乐清，领了个改革开放40年重大影响力企业家的奖杯，他调侃这是“迟来的正义”，除了依旧活跃在商界，他更志在云游四方。
熟悉“八大王”的柳市公安分局退休民警黄星途说：“改革开放以来，柳市的一切变化，跟柳市人经商头脑有关，他们把一分钱都当作生意来经营，会为了一个按钮开关雨中骑行半小时去找货。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大气候环境，政策支持，法制健全，这种不偷不抢、勤劳致富的行为得到正名，私人财产权得到依法保护，家庭作坊最终发展成了现代企业。”
伴随经济发展，法治文明也在演进。1997年《刑法》修订案中，“投机倒把罪”被删除。2008年，适用了20年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寿终正寝”，被宣布失效。
“温州模式”的研究者、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方益权认为，早期“温州模式”，并不是在打法制“擦边球”，因当时并不健全的法制未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作出清晰的厘定，“八大王”的作为，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初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强烈追求和期待。“八大王”案平反，体现了政府对法治精神的正确解读，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边界的准确认识，对人民首创精神、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尊重，历史证明，后来的法治发展路径，就是沿着这一方向在前进的。
严厉整顿乐清低压电器市场，是中央指向温州的第二场关乎民营经济生死存亡的法治风暴。柳市之变，是“温州模式”的缩影，从打假开始，打出了产品质量，打出了市场秩序，打出了法治经济，打出了一座“电器之都”，创造了闻名中外的“柳市奇迹”，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成了品牌保护的带头人。
打假治劣
淅淅沥沥的江南雨，笼罩着柳市中国电器城。
金黄色的外墙上，除了电线与广告牌，还留下了雨水经年累月冲刷的痕迹。
走进其间，一盏盏圆形吊灯高悬，一个个玻璃柜台密密排列，销售经理坐在柜台前静候，琳琅满目的电器产品呼之欲出……
电器城还是从前的样子，生意法则却跟过去大不相同。
如果说“八大王”是“温州模式”的探路者，那么刘春香是被“温州模式”吸引而来的普通创业者代表。
30年前，刘春香从河北沧州慕名而来柳市创业，从摆摊起步，到成立浙江冀泰电力器材有限公司，当了老板，如今在电器城对面的商业街上，开了精品店。
看店的年轻帅小伙，是刘春香的儿子邓金辉，今年刚满30岁，生于柳市，成长于电器城辉煌灿烂的流金岁月里。
“从过去胡乱摆摊，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做生意宰一个是一个，到政府统一规划管理，质量有了国标，按照合同办事，越加重视品牌保护，电器城真可谓是造福了一代人。期待法律法规更加完善，这样个人利益才能得到最大化保障。”邓金辉的一番感慨，道出了柳市变迁。
柳市中国电器城，这七个大字，是柳市人请费孝通题写的。
费孝通，著名社会学家，三下温州，深入柳市等地调研，为“温州模式”提炼了经典的“小商品、大市场”。
然而，那时的大市场，仍属于鱼龙混杂，充斥着假冒伪劣。
在长虹村村委会办公室，见到72岁的长虹村原党支部书记郑元飞，作为柳市低压电器行业发展的参与者，他声情并茂地忆起镇上农民如何勤劳地跑供销，办起前店后厂，走品牌路线……
但郑元飞也坦言，“80年代末，由于生产规模发展不断增大，企业难以取得生产许可证，无证经营、假冒伪劣等问题频现，一时间让柳市电器声名狼藉。”
对于原柳市镇工商分局局长胡万昌而言，对打假的体会更加刻骨铭心，军人出身的他，身材魁梧，性格豪爽，声如洪钟。
一开腔，胡万昌就此概括，“计划经济导致的商品短缺，普遍打击引起的生产向山区转移，柳市人遗传的经商基因，是低压电器行业得以在柳市全面发展的三大因素。”
胡万昌回忆说，“过去，大家对电器市场没有概念，电器全摆在街面上，里三层外三层，外地人来柳市，印象是脏乱无序，连路都没法走，我们就和长虹村商量，想着把供销社大楼租来，把街上的柜台赶到市场里。”
至于这幢楼叫什么名字，当时有柳市电器市场、柳市电器中心市场、柳市电器专业市场等各种叫法，但胡万昌想要摆脱的正是市场已有的坏印象，搞个时髦的，“柳市中国电器城”在他脑海里生成，他想要借此规范发展，传递欣欣向荣的吸引力。
新名字一喊出，就遭到一片质疑声，“电器城，那得是要有城墙、城门洞，像城的样子，你这房子怎么搞个电器城？”
胡万昌不去理会，他坚持要克服阻力去推进，按照计划， 1990年6月20日，柳市中国电器城开业，规划了635个柜台，3500个彩灯要在开业之日一齐点亮。
但中央的一纸文书，打乱了原本的节奏，彩灯一个都没点亮，满大街都贴上了白色封条，胡万昌的心情说不出的酸楚。
柳市制造的电器产品假冒上海、江苏等地厂家的商标品牌、以次充好，在全国造成多起重大事故，制假黑潮惊动了国家高层，国务院办公厅29号文件，要求严厉整顿乐清低压电器市场。
这次打假治劣，和上次发文严打经济犯罪相隔八年，但措辞一样严厉，无异掀起了又一场攸关民营经济生死存亡的风暴。
为争取主动，浙江省成立了以翁礼华为组长的工作组，确立了“打击、疏导、堵截、扶持”方针，工作组后更名为检查组，以强化市、县、乡镇“打假”工作责任感。
整顿力度空前，截至10月，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全部关闭，1544个家庭工业户歇业，359个旧货经营执照被吊销。
大要案得到查处，到了年末，经公安、检察部门批准，立案侦查43件，涉及52人；行政执法立案查处144件，其中经济罚款127件，罚款额53.9万元。
“倒洗脚水不能同时把小孩一起倒掉”，不能往死里打，国家指导组与省检查组最终达成要“真打真扶”的统一共识，凝聚成打假合力，实施扶优工程，使柳市化危为机、浴火重生，成为后来的“中国电器之都”。
“低压电器行业的健康发展，跟公安等部门坚持不懈的打假有关，以前侧重打击，如今提供了更多服务。”乐清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原副大队长詹伟明深有感触地告诉本刊记者，高压整顿，将低压电器引入了正规轨道，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打击，公检法密切配合、规范经营、护航发展，打假治劣，不仅打出了质量，打出了规模，也打出了品牌。
近年来，警企协作，形成合力打击态势。德力西、正泰、人民等知名企业均组建了专业法务部门，积极收集各类假冒的违法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加强与相关企业交流合作，实行情报导侦，为企业挽回各类经济损失同时，做到对各类假冒违法犯罪的精确打击。2018年，温州警方共打击涉假案件151起，包括多起涉及“正泰”等知名温商品牌案件。
质量立市
产品质量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
柳市的打假治劣，让温州深刻体会到质量立市的重要性。
走进正泰集团小型断路器的数字化车间，机械手在自动化生产线上精准而快速地进行着装配，装载自动引导装置的AGV小车来回穿梭，运送零部件和包装好的产品。为数不多的工人负责设备操作，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进行应急处理。
当然，有些需要动用指尖的精细活是机器替代不了的。
按钮、动铁芯、推杆、塞块、弹簧……一排工人正在工位上，埋头挥舞着双手在拼装电器零部件，手指上虽绑着白色胶带，但神情万分专注，在零件盒分区中，有人专门回收不合格品，这是对产品质量最基本的考评，责任区有专人负责核验。
合格产品的生产，离不开模具的设计与制造。
“模具，可谓工业之母”，正泰集团工业化部工艺副主管喻艳梅，每天面对成千上万的图纸线条，大伙笑称这是“鸡蛋里挑骨头”。如今，她起草设计、审核修订的工艺图纸已超6000多套，还主导起草了《备料管理规定》和《工艺加工管理标准》，为产品标准化、高质量、高效率生产奠定扎实基础。
“我见证着正泰的一路蓬勃发展，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图纸也从二维手工变为3D等新技术运用，形成标准化工艺流程卡……”喻艳梅自信地说，她二十多年专注模具工艺，用工匠精神打磨产品，就是为了将产品生产周期缩短，将产品不合格率降至最低。
以精益求精为宗旨，以质量求生存，1984年成立的“求精开关厂”，在柳市林林总总的低压电器企业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了年销售额700亿的正泰集团。
“始终把好产品质量关”，是南存辉三十多年不变的坚守，也是企业能够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缘由。
这同样是温州民营经济在烈火中淬炼得以重生的关键。
从低压电器到纽扣、打火机、皮鞋等各类小商品，早期技术管理落后、法治意识缺乏、利欲熏心等因素的熔炉，终于引爆：
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广场，5000余双温州伪劣皮鞋被扔进了熊熊大火，付之一炬。
这把火，昭示着温州所陷入的质量与信用危机。
痛定思痛，温州将每年的8月8日定为“温州诚信日”。
合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文葆，同样是制造业的专注者。
走进合兴集团自动化生产线，橘黄草绿颜色的机器设备特别耀眼，从材料投入、注塑、打弯到成品检验包装，一道道生产工序，在机器人、设备、工装、模具的联动配合下自动完成。
陈文葆告诉记者，“从家庭小作坊起步开始，我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经营者，必需树立‘以质量求生存，创第一流品牌’的理念，1997年首次通过ISO9002：1994质量体系认证。在当时的民营企业中并不多见，也为产品走出去打了基础。”
企业重视质量，与地方政府的立法推动密不可分。
1994年，温州在全国率先树起以质量立市为支点的“二次创业”大旗，打假治劣与保护优秀产品、扶持名牌产品并举，同年制定全国第一部质量立市的地方性法规《质量立市实施办法》。
在温州市体育馆，一场“质量立市”万人动员大会隆重举行，打响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假冒伪劣、保卫温州生命”的人民战争，效果立竿见影。
乐清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将2100多家股份合作制企业改组为670家有限责任公司，正泰、德力西等集团公司相继成立。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彻底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政治疑虑，确立了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温州企业家的创业热情空前高涨，正泰等集团公司被浙江省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企业。
从假冒伪劣重灾区转型为先进制造业集聚地，温州从质量立市走向了质量强市，2014年被命名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
品牌保护
品牌战略是温州民营经济腾飞的翅膀。
从质量立市到名牌兴业，温州付诸了十足的决心和行动。
为雪洗前耻，1999年，同样在杭州武林广场，温州人将打假的成果——2000多双假冒温州企业品牌的皮鞋投入熊熊大火。
从仿冒别人到被别人仿冒，“品牌温州”战略的打造，推动温州企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单鞋革制造业，温州有7个中国名牌产品、82枚中国驰名商标、196家中国真皮标志企业，占全国鞋业品牌榜半壁江山。
关于品牌的追问，由来已久。
“要票子，还是要牌子？”
“当然是要牌子了，有了牌子，自然也会赚到票子嘛！”
这是三十多年前，上海人民电器厂退休工程师宋佩良与南存辉的对话。
南存辉“三顾茅庐”的诚心，创造牌子的决心，感动了宋佩良等三位上海工程师，他们答应“出山”，构建企业技术开发和质量管理体系，打造低压电器品牌。
秉持“存技术就是存钱”理念，正泰集团拥有国内外专利4000多件，参与制定修订行业标准240项，产品与服务覆盖140多个国家与地区，正进军行业云、能源物联网、工业物联网。
正泰新华科技——正泰旗下一家2012年收购的高新技术企业副总工程师王维建深有体会，“过去，我们从部门和工程师角度把控设计，避免和他人发生知识产权纠纷，避免核心技术被他人侵犯，加入正泰后，借助集团科技管理部专业团队，工程师的学习培训更频繁，操作流程要求更规范，知产保护力度更强大，每年围绕新产品开发都有大量的专利申报。”
在王维建看来，“未来，技术型企业将发挥主导作用，技术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技术生命力取决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不管从国家层面，还是企业自身，唯有越加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保护好自有技术，才能让生命线经久不衰。”
走进德力西集团，迎面映入眼帘的是“DELIXI”红体商标，嵌在银白色的墙面上，特别醒目。
看似简单的六个字母，是德力西的国际商标，分别通过马德里协议注册、非盟注册和个别国家的单独注册，总计共涵盖了112个国家及地区。
德力西集团董事长胡成中介绍，“德力西严格遵守《商标法》，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品牌保护，现有226枚有效注册商标。其中国内注册商标190枚，国际注册商标36枚。”
德力西集团的展厅里，陈列着上千块白色方块垒成的专利墙，其产业触角延伸至德国、印度、南美等国家与地区。
正泰与德力西，均与跨国巨头施耐德有着知识产权的缠斗。
2007年11月，德力西与施耐德以1比1的股权结构组建合资企业，多轮谈判中，商标与品牌是博弈焦点，最终，“德力西”品牌所有权仍属于德力西，合资公司仅拥有品牌使用权。
在第19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浙江省高院在温州启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上的一本《知识产权审判的温州智慧》著作，吸引了大家注意。
书中收录的第一个案例就是正泰集团诉施耐德公司专利侵权纠纷案，2007年9月，温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施耐德向正泰支付赔偿金3.3亿元，后施耐德上诉，在省高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全球和解，施耐德自愿补偿正泰1.57亿元。
作为案件承办法官、温州中院民二庭庭长郑国栋认为：“该案是专利审判中具有教科书意义的经典案例，温州二十多年的知识产权审判实践证明，民营企业不仅要注重技术创新，更要敢于打涉外官司，通过诉讼依法维护自身知识产权，才能更加有力激励和保护民营企业创业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增强企业及其产品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涉及知识产权的企业纠纷屡见不鲜。乐清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周朝荣说，“我们在打响企业品牌的同时，致力于高新技术开发，引导企业提高产权意识、风险意识、创新意识，少走知识产权弯路。”
从“八大王”案件平反之路，到民营企业品牌保护之路，再到“两个健康”先行区建设之路，都出现了党委政府“有形之手”，致力于法治化营商环境创建，犹如发动一台永动机，推动市场源源不断地迸发出创新活力。
改革先行
千年古县，乐音清扬。
一块黄杨木雕平安扣，一棵花梨木思乡树，一叶石斛花开，无不牵动着在外华侨的心。
乐清有华侨华人2.56万人，遍布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回国办理出入境业务增多，乐清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推出了侨商版“最多跑一次”服务。
去年，用了四天。
今年，只要三天。
但在1989年，想出国做生意，那是一两个月都办不下来的事，找人找关系还是办不了……
这是莫斯科乐清商会常务副会长姚平的办护照经历。
作为一名海外游子，姚平发自肺腑地为家乡的“最多跑一次”改革点赞，他只要到出入境管理大队自助机上，直接身份证一刷，就轻松办妥相关手续。
涉侨零距离服务队、侨团微信群、“度身定制”的服务机制，警侨温和交流基地……这一系列干货，让乐清海外华侨变“事要回国办”为“事在网上办”，获得感满满。
乐清着力在改善生产、生活和商务、政务环境上下功夫，革新优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最多跑一次”实现100%覆盖，企业2.5天可领证、4天可营业。
比起华侨，对于改革带来的环境优化，本地人感受更为直观。
亿元村、平安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这些是柳市上园村获得的荣誉，而让村民更引以为豪的，是村里编写《上园村志》，创作《上园之歌》，记录了村庄发展轨迹，唱响了村民的幸福生活。
奔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上园村党支书记胡成云激情澎湃、如数家珍：“狠抓集体经济建设是基础，提高依法治村水平是保障，两者良性互动，使得我们村不仅成了温州模式的代表，也成了平安法治村的典型。”
平安，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
无黑无恶，方为平安。温州持续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拳出击严厉打击强揽工程、强买强卖、阻挠建设、暴力讨债等妨碍企业正常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决扫除黑恶势力“保护伞”，打黑除恶成效连续六年全省第一。
杨方照是柳市公安分局的“老人”——今年58岁，全局年纪最大的民警，1996年从英语老师到柳市派出所担任社区民警，是柳市治安状况向好、公安职能转型的积极践行者。
“以前辖区责任田包干，但那时低压电器家庭小作坊多，人口流动大，治安比较差，街面上动刀子的也有，我就像赤脚医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杨方照说，随着警务体制改革推进，建设在线警务，增加智能监控，组建专业打击队伍，配齐巡防力量，警情大幅压降，群众安全感大幅提升。
刚开始，杨方照与企业接触并不多，因为手头上的活都忙不过来，但随着治安形势好转，他有更多时间腾出来做主动上门走访服务，辖区企业家亲切地说：“杨老师来啦！”
“以前我们是怕警察上门，但如今公安机关成了企业发展的平安守护神。”沪川集团董事长潘教武调侃说，我们跟公检法没少打交道，早在1996年，沪川集团就经历了官司考验，经50多个月的艰难诉讼，大获全胜，打败了跨国巨头施耐德。这场国际官司的胜诉，使得全国近百家生产厂家避免受专利侵权干扰的可能，省专利局等单位特邀他作巡回报告。
比起维权成功的成就感，潘教武更关心企业长期发展的法治环境，尤其是个案对企业家安全感与自信心的影响，正如“八大王”案件的平反，推动了社会进步，而吴英案揭示的民营企业所面临非法集资的刑事风险，如何明确罪与非罪界限，如何让企业家避免牢狱之灾，需要吃下法治的定心丸。
探索民间金融规范化和阳光化，是温州金融改革的首要任务。2014年3月1日，《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的施行，弥补了民间融资管理无法可依的空白。
民间金融组织的培育、民间资本流动的监测、监管服务的下沉，助力温州走出一条地方金融监管创新之路。
应对经济气候的变化，政府“有形之手”不可或缺。
2010年，银根紧缩，乐清市电气行业企业，因资金链和互保链断裂而停产或倒闭，政府实施应急转贷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范了民间借贷，帮助企业渡过了难关。
乐清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主任王守根认为：“营商环境好坏，考验一个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能力。市场与政府边界清晰，政府创造环境，提供公共产品和安全，追求有力、有为、有效，行业协会有地位，几方面作用充分发挥，现代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防范风险
温州的律师很忙。
除了办案，全市律师担任279家商会协会、4827家企业的法律顾问；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律师达112人次，撰写人大建议、政协提案近百件；开展全面“法治体检”，法律服务进企业专项活动770场，企业刑事风险防范巡讲94场……
“律师的职能作用发挥，正是体现在帮助民营企业找出经营管理痛点、堵塞法律风险漏点、打通依法维权堵点，助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温州市律师协会常务副会长杨康乐这样概括。
杨康乐，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担任温州市、瓯海区、文成县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除规范性文件、行政合同审查等常态工作外，去年以来为政府涉企事务提供多次法律服务，而这些涉企事务都在不同程度上关联营商环境提升工作。
一家民企与国企在合作方面发生争议，温州市政府组织双方协调，首先听取了杨康乐对事件中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分析和处置意见的法律依据，依法、开放、透明，让双方都服气。
同样忙碌的还有温州的政法干部。
政法干部积极参与“万名干部进万企”活动，强化重大涉企案件风险防控化解，完善涉企案件追赃挽损机制，提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建议44件，督促挽回国有财产损失3246万元。
改革总是与风险相伴相生，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改革才能行稳致远。
温州从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方面连续出台7个系统保障和服务“两个健康”先行区建设的文件，做到法治全程护航。
近日，温州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善法治环境的意见》，力推十二项举措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创建第一流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位于温州市鹿城区学院中路上的市司法局大楼门口，同时挂了中共温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温州市行政复议局两块招牌，这是今年1月正式重新组建的司法局。
立法引领，良法善治。温州市司法局健全涉企立法，做好《温州市优化营商环境管理办法》政府规章制定的基础性工作。
最近，温州首张“涉企免罚清单”出炉，含38项违法行为。
这一由交通运输系统率先发布的清单目录，具体指实施危害航标辅助设施的行为、擅自占用公路、摊晒物品等违法行为，予以警示告诫，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予以教育。
温州市司法局局长卢斌介绍，全面推行“涉企免罚清单”是温州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落实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一项创新举措，对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的行政相对人，依法作出不予处罚决定，通过书面决定书，指出行为的违法性，既教育了行政相对人，又普及法律知识，凸显执法人文关怀。
围绕“涉企免罚”，政法机关纷纷出招。
温州市公安局拟定涉企刑事案件慎用强制措施、加快案件进程、从轻处罚等15条意见。
温州市检察院针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起草相对不起诉指引，该指引同样适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案件，并将对涉虚开增值税积案进行统一处理。
温州中院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界限，起草企业及企业家容错免责相关办法。
温州司法行政系统要求1700多家行政执法单位梳理并逐项列明涉企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行政违法行为的目录清单。
在2018年世界温州人大会上，温州启动创建全国首个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推出“80条举措”，建立企业和企业家创新容错免责机制，实行执法事项提示、轻微问题告诫、共性问题约见、违法行为纠错等制度。
让民营企业家有安全感、有获得感，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印证温州民营经济向法而生，唯有法治才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能动司法
法院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责无旁贷。
4月10日晚，浙江省高院举办首期“院长论坛”，全省法院105名院长端坐在视频会议镜头前，等待省高院院长李占国随机点名，而考题是“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乐清法院院长林向光，被点名答题。
“人民法院是法治营商环境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实践者。”林向光说，作为基层法院，乐清法院今年以“亲商助企司法服务年”活动为抓手，按照“服务一批，帮扶一批，处置一批”原则，强化司法服务和保障，突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理念，坚决避免出现审判“主客场”，运用法治化手段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助力乐清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林向光的发言，是他到乐清工作四年来的思考沉淀。
林向光在法院深耕30多年，关注群众特殊需求，在诉讼服务大厅放置便民复印机、轮椅；他关注干警舌尖体验，在食堂肉制菜品中加点马蹄中和口感。林向光的敏锐心细，同样体现在对经济运行变化的感知。2015年，林向光从苍南法院调到乐清，他的体会是，法院跟经济、社会的消极面打交道居多，受理的案件情况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资本的逐利、主业的荒废、企业互保链交织，经营模式的滞后，都会影响经济健康运行状态，造成短期或局部的困境。
林向光坦言：“受不同时期的台会（温州早期典型的组织化民间金融形式）、金融风波影响，乐清经历了经济发展的阵痛，随之而来的民间借贷纠纷、涉企金融案件、涉执行案件陡然大增，给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如何在维护合法金融债权的同时，让企业能够生存下去，考验审判者的智慧。
林向光的选择，是通过能动司法积极应对，采取柔性司法手段，在依法的前提下实行差异化处置，“上门看八字”，为生病企业号脉开处方，对确有市场有潜力的困难企业，借助政银企法合作平台，支持企业临时解封和应急转贷，帮扶企业逐步走出困境，也为不良资产“双降”作出贡献。
乐清一家阀门公司是知名外贸型企业，因受担保链牵连被列入失信名单导致无法开具信用证，进而影响外贸生意。
法院得知情况后，灵活运用司法政策，通过临时解除失信措施，使这家企业顺利开具了1800万美元的信用证，有效保障了企业与外商数亿元的外贸订单不受影响。
做好亲商助企服务文章，必须找准司法工作切入点。
今年春节上班第二天，乐清法院就召集正泰、德力西等乐清知名企业代表座谈，组织院班子成员深入企业走访调研，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出台《服务保障乐清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举措二十条》，突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理念，受到企业家的欢迎。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乐清法院举行“法治文化进行业”活动，已陆续走进女企业家协会、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实行菜单式服务，开展法治专题讲座、“巡回审判进行业”等形式，提供知识产权、用工问题等各类法律咨询，依法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为源头化解纠纷，乐清法院引入商会调解机制，设立北京、上海等9地驻外商会“司法服务联络站”，聘任各地商会会长、联络处主任53人担任法院特邀调解员，实现“商人纠纷商人解”。
“能活的依法帮扶，当死的有序退出”。对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产能，乐清法院加大了司法处置力度，发挥破产审判功能，倒逼经济转型升级。
破产重整，有利于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在一家药业公司破产重整案中，乐清法院运用“清算式重整”模式，解决上亿元的不良债务，促成产业园项目提早落户，重整后该企业又成了缴税大户。
责任编辑：张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