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郭道晖： 法治传道不已 白发犹是青年
发布时间：2019-04-15 16:12 | 来源：中国法制与新闻网
文/蒋海松
有法学刊物提出:“中国法学界中称得上思想家的不多,郭道晖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年过九旬，是被法学界尊称为“法治三老”中年龄最长者，但激情依旧，其思想锐气、奋斗激情远胜一般青年学者，被赞誉为“白发青年”。他一生传奇，出身名门，少年时代在战火中颠沛流离，青年时热血投身革命事业，与后来的共和国总理并肩作战于“第二条战线”并成为知己；中年时期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屡遭冲击，饱尝时代痛楚，但矢志不渝；年届五十，从工科毅然投身法学，半路出家，大胆破冰，锐意创新，成为人权法治和社会权力论的倡导者，终成一代法学大家，被誉为法治思想者。他就是郭道晖。
湘阴郭氏 书香世家
1928年，郭道晖出生于湖南湘阴郭氏世家。他的曾祖父郭仑焘，与大哥郭嵩焘和二哥郭昆焘，并称“湘阴郭氏三杰”。郭嵩焘是我国首位驻外使节(清政府首任驻英公使、兼驻法公使)、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洋务思想家，中国职业外交家先驱。也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纪念的先驱者。他是第一位亲身考察西方政治社会制度、民情风物的政治人物，积极倡导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郭嵩焘在英期间曾被邀请去议院旁听辩论，目睹了议会中“相与诘辩”“每有中肯綮处,则群高声赞诺”的场面，让他得出议会制与民选市长制等法律制度是西方的立国之本，而这才是西方远胜于迟暮的大清帝国的原因。他参加过世界性的国际公法大会，学习国际法、奏请朝廷按国际法处理国内外大事，推动公法的传播。他甚至还亲自体察认识了律师制度。驻外期间，郭嵩焘有意考察按察司署，感受“ 西洋听断,两造均有讼师代之陈辩事理”的奇观。在他处理镇江趸船移泊一案中，郭嵩焘聘请英国律师协助，最终制胜英方, 维护了中国利益。
2018年是郭嵩焘诞辰200周年，郭嵩焘纪念馆在家乡落成。 郭道晖应邀为先祖的纪念馆题写了馆名，以示纪念。郭道晖深情回忆道：“郭嵩焘是我国清醒看世界的先驱，他的先进、开放思想和我从事法学职业的一些思想脉络是相通的。”
除了法政事业的人生道路，郭嵩焘对郭道晖最大的影响还在于他坚持真理、不怕物议的士人风骨和传道志操。先驱者注定是孤独的。在清末，郭嵩焘的开明态度备受当朝保守人士的攻讦。“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有人甚至送郭嵩焘这副对联以讥笑他作为驻外大使是“出使番邦”背叛母国。甚至在家乡湖南，一些乡试诸生商议捣毁郭嵩焘住宅。连郭嵩焘乘坐的小火轮都不能靠岸。郭嵩焘几乎一生忧愤，写下了“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的抒怀诗句。
郭道晖一生也饱经沧桑、大起大落，面对先祖，他说最佩服郭嵩焘面对非议时坚持真理、坚守德操、毫不妥协的精神。冥冥之中，真有对应。“我后来的经历就和郭嵩焘有点像。”郭道晖曾若有所思地感慨道。
作为湖湘后学，笔者曾当面访问郭道晖先生。谈及家世与家乡的影响，郭老说，我一直牢记郭家世代的祖训：“世家先立本，道德与文章。”这10个字还写入族谱作为郭氏家族辈分的排行。郭道晖便是道字辈。郭嵩焘故居祠堂前另有一副楹联：“文章千古事，忠孝一生心。”这也是郭嵩焘据其家训而作。一百多年里，家训和这副楹联所强调的“立德”“修身”等家风，对郭道晖等郭氏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郭嵩焘反对郭氏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认为只有“经世务实”才是当务之急。所以，自郭道晖父亲郭德垂（名“本澜）“本”字辈起，子孙大都是工科出身。他父亲是湖南著名的化学教师，人称“郭化学”。郭德垂给毕业生纪念册的题字总是“工业救国”四个大字，这对郭道晖的影响也很大。后来，郭道晖所学专业就是清华电机系。
湖南“世代书香”的家族背景给他人生刻上了深厚烙印，他曾回忆：“独立思考的个性，追求正义的精神，是家族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
战乱漂泊 逆境成长
郭道晖祖籍湘阴，出生于长沙。曾在长沙、湘潭等地读小学，但为躲避战乱，学校不断变动。他还曾就读著名的湖南一师附小。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曾在这个小学当过主事（即校长）。在求学期间，为躲避战乱，他就随家不停搬迁。1944年夏，他和弟弟逃难到广西，考进桂林国立汉民中学。报到那天，突降暴雨，郭道晖正在办理报到手续之际，突然雷电交加，他被雷电击中，应声倒地。幸亏经过抢救，得免于难。也算这位后来清华大学电机专业的学生亲身体验了一把电击。后来他学习了电学，才明白自己大难不死，是因为并非电流直接穿过身体，而是遭遇剧烈雷击的感应电后又遁入地下。
在桂林国立汉民中学刚读了一个月，日寇进逼，桂林大疏散。父母和妹妹逃往贵阳，他和弟弟则随学校去广西百寿，一家人在火车站挥泪告别。那时桂林火车站人山人海，他和弟弟只抢到车顶的一块地方，为防止打瞌睡掉下火车，只能在眼睛上擦“万金油”。火车走走停停，不到50里就抛锚了，全体同学只好步行到百。刚露天上了几周课，日本军队又追来了。全校师生徒步600多里，迁校贵州榕江。他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少年背负四五十斤的行李千里迢迢跋山涉水。
1999年，郭道晖在日本几所大学开讲座。虽是高龄，但身体硬朗，常常一口气讲两三小时。日本法学所长很惊奇他的身体之好，便请问其养身之道。郭老说可能是因为我年轻时经常逃难，千里奔波，为身体打下了好的基础。日本教授惊诧地问，你们为什么要逃难？郭老回应说：“那是贵国侵略我国所赐啊！”满座尴尬地哄堂大笑。
后来，他又跋涉到重庆读高中。流亡数千里，他亲眼目睹老百姓的苦难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思想受到很大冲击，立志要“拯人民于水火”，希望见到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生活的磨练更激发了他的斗志。中学时代他主编壁报(小字报），常常抨击时局，揭露社会丑恶，17岁开始以“斗非”（与“道晖”谐音）为笔名，给报纸写些杂文和政论，如“谈内战”“谈穿衣”等，抨击时事，呼唤光明。即使在“逃难”期间，他也撰写了长达16万字的报告文学《流亡两年》。这时候，“多言”“直言”这种性格特征开始展现。
1943年，他初中毕业，成绩名列前茅，本可保送高中，但管训育的考官因他平时对“三青团”反感，又爱批评时政校政、骂奸商，毕业时给他的评语竟是“学行优异，唯体弱多言”。“多言”成了罪状，因此不予保送。但他无惧磨难，一直奋发图强。1947年7月，他迎来了“高考”，那时的“高考”是向各个大学分别报名和考试。他在武汉一连考了四所大学，筋疲力尽，大病一场，结果被三校同时录取。他选择了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
水木清华 追求光明
郭道晖之所以选择了清华大学电机系，一是因为怀揣家族“工业救国”之理想，二是仰慕清华的民主自由风气，抱着投身到反蒋学生运动中去的志向。初入清华，严谨认真的学风叫人不敢怠慢，可是，随着内战趋紧，学生运动接二连三，他逐渐走上革命道路。在校园里，一边似听非听地听老师讲课，一边却在偷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他们游行、发传单，在国民党军警的坦克和机关枪威吓面前，无所畏惧地爬上西四牌楼，用油墨写反美反蒋的标语。
在清华大学，他与同乡好友朱镕基的友谊更经历了革命考验，他们一起投身于这些学生运动和斗争。郭道晖是朱镕基的同班同学，朱的入党介绍人。1948年4月，北平掀起“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清华和北大等校师生员工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罢课。为保护校园，清华同学组织了护校纠察队，郭道晖和朱镕基都是纠察队员。
1948年12月15日，清华园先于北平城一个半月宣告解放。这些年轻的革命者，迎来了新中国的朝霞。他们这些地下党从地下走到地上，他们追求的目标——建立新中国初步实现了。
时代伤痕 运动浩劫
建国后，年轻的郭道晖走上了领导岗位。1951年春，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当选为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但是，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也开始了。1952年5月，开始“思想改造”运动，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教授，人人“洗澡”检讨。1957年反右运动随之而来。作为一个老地下党员，郭道晖却被错划为右派 。其原因是他“坚决抗拒中央暴露右派的方针”（见开除郭道晖党籍的决定），即坚决抵制当时正在展开的反右运动，反对利用鸣放设置陷阱、故入人罪的做法。为此他一人同领导核心（六个党委常委委员）辩论了四个钟头，他负责的校报拒绝转入对“右派”的反击，而是坚持认为不能把群众提意见和批评，当做“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对待 。据此，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打入另册。当时他年仅29岁，在风华正茂的岁月跌入谷底。
郭道晖被划为“右派”的消息见报后，朱镕基赶到他家中探望安慰。没想到，没过几天，朱镕基也被打为右派，可谓“同是天下沦落人”。
时代的悲剧给郭道晖及其家庭带来惨重的浩劫。他父亲，著名的“郭化学”，解放前曾冒险为共产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也被打为右派。他的弟弟郭道尧，是湖南长沙的地下党员骨干，解放后曾任衡阳市委秘书长、衡南县长，在“反右倾斗争”中被整得走投无路，全家自杀。哥哥郭道西，原是解放前 “五二0”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之一，曾被国民党通缉。解放后文革中也被戴上特务和走资派帽子，被绑在树上打断几根肋骨，九死一生。其他的四个姐妹解放前也都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这时也都受株连。这个书香世家、新中国的红色革命家庭竟被批判为“牛鬼蛇神窝”！
遭遇如此严酷的人生挫折，对郭道晖是极其严重的考验。基于他对真理锲而不舍的信念，对人民事业的忠诚不二，和襟怀袒荡，乐观处世，特别是深得其夫人张静娴教授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关爱，渡过艰难的逆境。
铁骨铮铮的郭道晖后来也不由得感慨，“至今睡梦中还常演挨斗的惊涛骇浪……一觉哭醒，才庆幸昔日风云，已是南柯一梦”。1973年，时隔多年，郭老忆及往事，仍然心意难平，挥毫写下一首诗《自解》：
芳草天涯是所求，皈依正果有何羞？
世事几曾无黑手，人生哪个不白头？
任你翻云唤风雨，笑他颠倒写春秋。
我自升沉安足论，不尽长江滚滚流。
一阙悲歌，透露出那个时代的某些黑白颠倒，也抒发了他不怕挫折、永不屈服的心胸。
半路学法 突破禁区
天总会亮，1978年，拨乱反正，时代翻过新的一页。1979年，郭道晖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纠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刚建立，郭道晖被调去法工委工作。此时，郭道晖已经年届半百，自诩为“老年出家”。他感慨说道：“法学上的权利权力和电机学上的电压电流，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他之所以义无反顾投身于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除了基于组织安排，更因为“对中国缺民主、无法治，有切身的感受，也想借此实地体察一下国家权力的运行情况” 。由此形成了他研究的一个鲜明风格，从问题出发，从国情出发，而非玄想踏空。
在人大法工委，他历任理论组组长、国家法民法室处长、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9月转到中国法学会，任研究部主任。1989年离休后，返聘为《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九年，1998年年届七十才离任。他晚年岁月绽放出青春华彩，他不但著书立说，也以法学刊物为阵地，大胆突破禁区，鼓励争鸣，推动法学研究繁荣。
《中国法学》杂志开展过几场有名的学术争鸣，涉及当时极为敏感的一些话题，比如关于人权的讨论，郭道晖与同道李步云一起被学界视为推动人权研究和人权入宪的旗手。后来，对于法治是“刀制”还是“水治”等一系列争论，郭道晖都率先大声疾呼，无畏呐喊，成为推动法学思想解放的先锋。
精研法理 时代良知
郭老虽是半路学法，一旦投入，便孜孜以求，笔耕不辍，成果斐然。改革开放40年来，他出版了《中国法律制度》《民主 法制 法律意识》《当代中国立法》（四卷，国家“八五”重点课题）《法的时代精神》《法的时代呼唤》《法的时代挑战》《当代中国法学争鸣实录》《走向民主法治新世纪》《法理学精义》《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人权论要》《政党与宪制》等个人专著二十余本，著述400多万字。其中，《法的时代精神》《法的时代呼唤》《法的时代挑战》被誉为当代中国“法治启蒙的时代三书” “中国新时代法学的扛鼎之作”。“这是郭先生针对中国的实践问题与中国法学本身的问题进行时代反思的结果，它的主要特点是篇篇有针对性，每篇都试图解决一个实践问题或理论问题。”周永坤教授这样评价。
这些著作思想精深，富有批判精神，有法学刊物提出:“中国法学界中称得上思想家的不多,郭道晖就是其中的一位。”现在他已是九旬老人，但他仍然笔耕不辍，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仍十分新颖，被学界称誉为“白发青年、皓首赤子”。
有评论认为,郭道晖“以其笔锋犀利、观点新颖和富有时代气息而颇为法学界瞩目”。他“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是中国法学家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人类执著关怀的集中体现”。“追寻时代真理,击水法学中流”“表现了高度的学者良知和学者责任”“是法学界引领时代潮流的领军人物之一”“是法治高危领域的排雷者”“以一位人民权利的积极倡导者之姿态而著称于当今思想界”。
李步云教授曾如此评价郭道晖：“一是他的思想充满人文关怀；二是他的观念总是力求紧跟时代的步伐；三是他的观点大多是来自对社会生活与法制实践的观察、分析和概括，而很少有土教条与洋教条；四是他的见解往往具有现实感，决不无病呻吟；往往具有针对性，决不无的放矢。”
郭道晖在《法的时代精神》自序中说：“老而益坚，不坠上下求索志；桑榆非晚，犹献春蚕未尽丝。”让我们祝福这位“白发犹是青年”的法治传道士还将谱写更加壮丽的人生风景！
责任编辑：朱明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