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省习水县中国女红军纪念馆，有一组数字让中国女性与红色革命紧紧相连——纪念馆内的英名墙上，镌刻着4113名女红军的姓名，档案室中珍藏着731名女红军的生平资料，展厅陈设着256名女红军的照片。

容颜定格在芳华青春，历史沿着岁月长河奔流不息。凝视着老照片里那一副副面孔，记者的视线渐渐被泪水模糊——她们中有的人来不及老去就已牺牲，但她们的故事却久久流传……

她们是谁？

她们是不惧生死的巾帼英雄。1935年4月，毛泽东之妻贺子珍随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贵州盘县五里排，意外突然发生：几架敌机盘旋而至，大家纷纷就地避险。原本躲在土坎下的贺子珍，见担架上的伤员尚未隐蔽，便不顾个人安危，一跃而出前去帮助伤员。突然，一枚炸弹轰然落地，贺子珍下意识地用身体护住伤员，自己却倒在血泊之中。抢救中，军医发现贺子珍浑身上下共有17处伤口。当时红军缺少麻醉药品，手术过程中，贺子珍疼得几度昏厥。最终，军医从贺子珍的肌肉浅层取出10余块弹片，剩下的弹片则深深嵌在她的身体里，伴她走完余生。

她们是能打善战的战斗队员。同年次月，红军休养连在向赤水河行军途中，突然遭敌伏击。此时，红军主力部队已经走远，见状，周恩来之妻邓颖超赶忙下达命令：“所有警卫员同志听连长侯政指挥，集中阻击敌人，其余人则随指导员李坚真掩护伤员迅速转移。”战斗中，邓颖超和红军战士并肩作战，一连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半小时后，敌人久攻不下，便误以为遇到的是红军主力部队，于是丢下十几具尸体仓皇逃走。

她们是意志坚定的钢铁军人。女红军王泽南年幼时父母双亡，后被姑姑送入一户人家中，缠足做了童养媳。23岁那年，她偷偷逃出夫家参加红军。长征中，她和男兵一样背包裹、扛枪支，用那双“三寸金莲”蹚草地、涉急流、爬雪山……后来，王泽南的双脚因伤溃烂，伤口处甚至生出蛆虫。然而这名意志坚定的女兵，强忍着疼痛，用一双“小脚”走完了长征。多年后，当被人问及是如何坚持下来的，王泽南轻描淡写地说：“世人都说长征难，但只要心中有信念，长征的险难也是可以忍受的。”

漫漫长征途中，这样的女红军还有许多，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

长征初期，因国民党围追堵截，红军几乎天天有战斗。因此他们规定，如果有人因病因伤跟不上队伍，便就地安置在老百姓家中，并留下八块银元作为生活费。但在当时，红军女战士却自发提出一句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这句看似普通的口号，背后演绎着多少铁血传奇，用生命谱就的悲壮诗篇——

一天，红军中央纵队行军至贵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邓发的爱人陈慧清突然腹痛不已，预感临盆。此时，红军头顶有敌机、身后有追兵，得知这一情况，中央纵队工作团团长董必武决定让陈慧清留在老乡家分娩并休养。

“我要跟着走，我要继续革命！”得知这一消息后，陈慧清不顾疼痛，说什么也要起身出发。为确保安全，董必武改变主意，派人将陈慧清抬到路旁草屋，并命令红军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现在有一名女红军即将分娩，你们务必阻击敌人追击，为她多争取些时间。”董振堂回复：“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坚持多长时间！”

战斗中，第五军团官兵寸土不让，将敌人死死阻挡在不足一公里的地方。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喜讯终于传来：婴儿出生、母女平安。

事后，陈慧清询问董振堂：“你们冒死阻击敌人，只为掩护我，值吗？”董振堂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造福子孙后代吗？我们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他们美好的明天吗？为了一个革命后代，这样的代价值得！”

“是的，中国共产党人流血牺牲，不正是为了让后人能够过上幸福安康的好日子吗？”注视着英名墙上密密麻麻的名字，记者心生感慨，“你们为理想血战沙场，为信仰绽放芳华。如今这盛世太平，如你们所盼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