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时候，他不仅是在强调真实性，也是一种体谅。

　　12月12日是居斯塔夫·福楼拜诞辰200周年。我在读朱利安·巴恩斯那本致敬之作《福楼拜的鹦鹉》，一位上海朋友在群里晒了他正在读的《包法利夫人》，李健吾先生译的。另一位朋友感叹，自己读过两个版本，但是恰恰没有看过李健吾的译本。

　　看起来，这位19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在今天仍然不缺读者，甚至越来越流行了。让我们概括一下《包法利夫人》的故事：一位外省的农家姑娘，嫁给了医生，成为一位中产太太，对自己的医生先生日益感到厌倦，她爱慕虚荣，成为消费主义受害者，从买首饰到接受高利贷，最终踏上一条欲望的不归路——看起来，这不就是一个当下的故事吗，只不过很多人是在网贷罢了。

　　不过，福楼拜肯定不会同意我这种道德评判的看法。当他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时候，他不仅是在强调真实性，也是一种体谅，他不会同意我们这样轻薄地评判她。艾玛是一个“普通人”，可能是任何一个女性，福楼拜正是从对普通人的故事中体会到整个人类的命运。

　　福楼拜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医生，小说主人公包法利先生也是。作家本人尽管没有学医，却也有着医生做手术一样精确的特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李健吾精装译本，正文前的插图，就是一幅名为《福楼拜正在解剖包法利夫人》的漫画。画中的作家，手里拿的是手术刀而不是笔，并没有出现“病人”艾玛的形象。

　　福楼拜出生在一个优渥的中产家庭，读大学的时候癫痫发作，从此回家休养，一辈子没有“上过班”。他把写作当成是自己的事业，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写出最满意的作品。他早年曾花4年时间写了一本《圣安东尼的诱惑》，完成后请好友过来，用了几天时间朗读给他听，得到的评价却是“很糟糕，最好烧掉”。同样是早期作品的《情感教育》，写得也很糟糕。但是福楼拜都没有放弃，而是到自己成熟后重新写这两个题材。

　　这可能就是他最伟大的地方。他可以就一个题材反复推倒重写，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如何叙事故事。他是一个出色的文体家，即便是在长篇小说中，每一个句子也争取做到准确、精当。

　　同样是文体家的米兰·昆德拉对福楼拜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认为福楼拜能“以最少量的词最有暗示性地唤出现实”。昆德拉还把自己模仿写的句子和《包法利夫人》中的段落作对比，“我造的那些句子活像挂在衣服架上的空荡荡的衣服，可是，在福楼拜手里，这些衣服就穿在了丝毫也不干瘪的人物身上了。”同样是文体家的纳博科夫，也是福楼拜的粉丝，他还亲手翻译了一版《包法利夫人》，但是却没有获得太多好评。

　　福楼拜小说中的描写，都不是漫不经心的，而是经过医生一般眼睛的打量。他曾告诫写作者，可以反复观察、描绘一棵树，直到把握出那棵树独到的灵魂来。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一颗质朴的心》中，女佣晚年过着孤独的生活，与一只鹦鹉为伴。其实，福楼拜家里不但真有一位照顾他很多年的女佣，也真的有鹦鹉，他写作的时候观察了它很久。

　　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巴恩斯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牛津大学一位法国文学专家指出《包法利夫人》的一大败笔：福楼拜写艾玛的眼睛，前后竟然出现了三种颜色。巴恩斯经过一番考证发现，艾玛的原型是福楼拜的一位邻居，作家朋友的回忆中提到，这个女邻居的眼睛，会因为情绪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其实，即便是艾玛那场著名的偷情所乘坐的马车和它拉下的幕帘，也有真实参照，有一阵子作家本人在巴黎厮混，因为怕被人认出，在马车里都拉上帘子。

　　福楼拜的主张是，在写小说的时候，要让作家本身“彻底消失”，退到幕后。这是一个至高的境界，也是现实主义大师的老实做法。但是，这种精确的风格，不正好也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姿态吗？作家实在没有以“我”的形式出现，但是他又确乎是无处不在的，而且会跨越时空。他曾说，如果自己足够有钱，就把市场上的《包法利夫人》全部买回来销毁，其实这注定是徒劳，因为这本书在写成后就成为了不朽。（张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