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男神”王津：择一事终一生的钟表人生

“不惰者，众善之师也。”

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2020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发条启动，在音乐声中，大象拉着四轮战车和11位官兵沿弧形轨迹行驶。大象转动眼睛，煽动双耳，伸卷象鼻，战车上站立的指挥官则左右移动，发号施令，后部车厢内的士兵依次而行。

一件英国铜镀金象拉战车钟，位于故宫博物院钟表馆展厅中央，是王津修复过的三百余件钟表之一。

今年60岁的王津是个“时间魔法师”，他在故宫修了44年钟表。拆解、清洗、修复、组装、入库……通常花几个月或一年时间，一件件灰扑扑的古钟表，就在他手里“活”了过来。

在2015年央视纪录片《大国工匠》中，王津是24位代表人物之一。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他“择一事，终一生”的工作态度，让观众看到了新时代的工匠精神，观众称他为“故宫男神”。2018年5月，他还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工匠精神是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折射着各行各业一线劳动者的精神风貌，为各个专业领域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精神动力。

“择一事容易，终一生很难。”在王津看来，任何行业都有工匠精神，他没什么了不起，只是故宫文物的巨大吸引力，以及修复文物的责任心和成就感让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了下来。

“钟表学徒”

钟表馆位于故宫博物院内廷东侧的奉先殿。在故宫工作44年，除了文物钟表修复室，王津对这里最熟悉。

一进钟表馆，他就打开了话匣子，铜镀金象拉战车钟、铜镀金写字人钟、铜镀金人戏狮象驮钟……每到一个展位前，他都驻足讲解钟表的历史、图案造型、机芯设计以及修复过程。

围在他旁边的游客越来越多，他一一解答每个游客的问题。“要是能看到这些钟表的动态就好了！”一位游客有点遗憾地说。

王津接过话说，现在钟表的演绎功能没有得到展示，大家错过了钟表最迷人的部分。“这也是我们修复师最大的遗憾，我最近也在考虑能不能每天确定一个时间，让游客看看这些钟表的动态。”

钟表馆展览的82件钟表，王津动手修复过的占80%，看到这些钟表，他经常想起过去这些年在故宫的岁月。

1977年，王津的爷爷去世，16岁的他接班到故宫工作。最开始，他以为像爷爷一样，在故宫图书馆做古籍修复，但是没想到被师父马玉良选中，成了“钟表学徒”。

王津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进钟表室，马玉良引着他去看桌上摆着的两件钟表。马玉良问，“你喜欢动的还是静的？”他答，“喜欢动态的，好玩儿。”随后又补充一句，“我三四年级时拆过自行车，把链条卸下来，洗洗车轴，上上机油。”

很快，王津留在了钟表室，成为故宫第三代古钟表文物修复学徒，师从马玉良。

“刚开始坐不住，后来在这种氛围中，慢慢就静下来了。”王津记得，那时候钟表室人很少，工作的时候大家基本不说话，在一堆零件前一坐就是一天。

当学徒第一年，不让碰文物。王津只能练练基本功，比如弄点铜丝，锉个销子。有时候，师父会给一些小闹钟，让他拆了再装上。一套走时的，一套打点的，他拆的时候小心翼翼把两套设备分开摆。“师父看见了，一把就给混在一起了，练的就是眼力。”王津刚开始装的时候很费劲，一个零件不到位，表针就不走。

入门四年后，王津修复了第一件比较重要的文物。一座18世纪的木楼三角形音乐钟，有一百公分高，一个机芯带着三面表盘走针，修复完组装好拿给师父看，“那时候得师父一句，‘搁那儿吧’，再拿一个新活儿，就开心得不行。”

王津还在师父马玉良那里学到了对文物的责任心和敬畏心。因为传统的钟表修复讲究的是用煤油清洗机械构件，双手必须长年累月地浸泡在煤油里，有时候手一洗就得一个小时。“师父说了，宁可伤手，不能伤文物。”

有一次，师父带着他到广州博物馆修文物，当时师父得了哮喘，对方称可以将文物运到北京修复，但是师父担心文物运输受损和丢失，坚决要去广州。“广州没有暖气，我们从北京去不习惯，特别冷，师傅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

这些年，从师父那里学到的习惯，王津一直坚持到现在。如今他也带了徒弟，当年师父恪守的东西，也正一点点进入徒弟的心里。

“文物医院”

现在每个工作日，王津早上8点到钟表室，下午5点下班，中间除了午饭时间，他基本都坐在桌前。抽屉往外拉开，他身体前倾，手里的物件即便掉也是掉进抽屉，桌子前方则是白色木板，防止零件飞出去。

“每天都在修复，一件一件地干。”王津说，有的古钟表只需要保养维护，有的则要由内到外修复，所以每次修复时间不一样，但大概都是几个月到一年时间。

故宫文物修复有严格程序：先将文物从库房提取出来、拍照留底、制作修复方案，然后拆解、清洗、修复、组装，最后相关部门验收、入库保存。

钟表修复室就是一个“文物医院”，钟表像病人，从住院到出院的全过程都需要完整记录，这份记录像病历，会一直跟着这些钟表。

王津记不清到底修复了多少件古钟表，只有一个概数：四十多年三百余件。但是经他手的每一件钟表，一提名字，很多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其中，一座“变魔术人钟”被他提起的次数最多。这座钟由瑞士钟表大师路易斯·罗卡特制造，高70厘米，宽50厘米，厚约30厘米。钟内有一个变戏法的老人，手里拿着豆子、小球。

因为有上千个零件，机芯机构复杂，加之又是孤品，没有任何图纸参考，它是世界古钟表界公认的最复杂的钟表之一。

“钟里面变戏法的老人应该是什么动作，机械传动是怎样的，拆之前不了解，只能在修复当中慢慢摸索，恢复原来的机械结构。七套系统有连接，有管走时的，有管音乐的，有管开门的，有管鸟叫的，有变魔术的……一环扣一环，稍微差一点儿就打架，卡在一起还不敢硬掰开。”

王津记得，他和徒弟前后修复了一年，最后赶上了2009年10月在荷兰的展览，遗憾的是展览与故宫博物院钟表馆一样，“变魔术人钟”的演绎功能没有得到展示。

但它的精巧设计王津总是一遍遍讲述：发条启动，魔术开始，随着音乐，钟表上装饰的花转动、变色，钟表顶端的小鸟会转身，像是在唱歌。此时，钟表上小门自动打开，变戏法的小人出来，它手一抬变出一个红色球，然后盖上碗第二次变出来两个球，第三次变出三个球。桌子中间还有一盒子，盒子打开，出来一小鸟，再一合上，这鸟会从另一边出来。

2016年，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走红网络，王津正在修复的一座乾隆时期大型钟终于让观众感受到了动态钟表的魅力。

纪录片中，王津一遍又一遍测试机芯齿轮，钟启动后，正面是两层，四开门，门打开，里面有人转花表演。钟的中层是一幅动态的田园风景，迎面几只小鸡，挥动翅膀，旁边有一汪水，上面小鸭子正在畅游，再往边上有小溪，一只大公鸡带着一只小鸡正在捉食儿。

在王津看来，现在的修复除了检测手段先进一些外，其它的工作和他师父那一辈一样。“修旧如旧”，一代代传下来的文物修复原则只有这四个字，这也是他们修复钟表时遇到的最大困难。

“故宫钟表修复和外面的商业钟表修复不一样。商业性修复追求完美，零件可以换新，故宫不能换，要尽最小干预进行修复。”王津说，很多零件磨损严重，要让钟表恢复机能，只能想各种办法，所以困难极大。

一个钟表一个困难，王津就这样坚持了44年。他认为修文物和大家的工作一样，他只是尽最大力量让这些钟表“延年益寿”，让后人看到。只是文物魅力太大，他沾了些光，被大家喜欢。

“择一事，终一生”

2015年、2016年《大国工匠》和《我在故宫修文物》相继播出，王津“择一事，终一生”的工作态度，让观众看到了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他被观众称为“故宫男神”。

2014年12月，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发布，古代钟表修复技艺榜上有名；2018年5月，王津也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据王津介绍，自从外国传教士将钟表带入中国后，故宫的钟表修复就没有间断过，最早可以追溯到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四十多件贡品送给明朝的万历皇帝，其中就包括一大一小两面西洋钟表。

1648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被征召为清宫御用作坊的钟表匠师，到1811年，总共有十五位传教士入宫承接皇帝下达的制钟、修钟的任务。这些传教士们钻研皇帝的喜好，把当时最新的、最有趣的钟表送到宫里。

清乾隆年间，宫里成立了“做钟处”，参与设计、制作、修理钟表的技术人员随之增加。钟表匠人也有了中国人的参与，还按照地理位置不同，分为南匠和北匠。

这些钟表除有打时打刻的计时功能外，还利用机械联动原理，使上面装饰的人物、鸟兽、花卉等玩艺系统不断变化，表现各种动作。它们以准确的报时、精美的造型、绚丽的色彩、优美的音乐、逗人的演技、吉祥的寓意而博得帝后们的喜爱，成为宫中珍贵的陈设装饰。

后来，古钟表修复技艺传承人到王津已经是第三代。他的师父马玉良是第二代传承人。第一代传承人是马玉良的师父徐文璘。

如今，王津被更多人认识，文物修复这个行业也被越来越多人知道，但他身上也有压力。

他算了算，“故宫里的钟表1000多件被几代修复师修复过，约还有300至500件在库房没有动过，它们破损程度更大，修复工期会越来越长，一辈子都修不完，看徒弟那一代能不能修完。”

王津很快就要退休了，如果身体允许，他准备返聘。他现在对生活要求不高，钱，够吃够喝行了，收藏圈太商业，他没太多兴趣。跟钟表打了一辈子交道，他甚至没给自己置办过几块像样的手表。

“现在真的离不开了，每天不碰碰钟表就觉得缺点什么。”王津想好了，即使没法返聘，他也可以去其它博物馆，“那些博物馆有钟表馆，没有修复师，只要身体允许，不愁没有活干。”

很多人将王津看作是“择一事，终一生”的传奇人物，但他却不这么看。

“择一事容易，终一生很难。”王津认为，任何行业都有工匠精神，他没什么了不起，只是故宫文物的巨大吸引力，以及修复文物的责任心和成就感让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了下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潘俊文缪睿哲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