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袁姐夫妇和她家的民宿。图片由商务印书馆提供

图为甘达村合作社年底全村分红。

图为善品公社：黄果柑丰收啦！

　　“设计师说，你给我备好石头，一套房子保证你一年赚10万元。我不信，就那土坯墙，院里一棵山楂树？春节的时候来人了！1号院一晚上3380元，能住3家。2017年扩大到8个院子，我们和‘隐居乡里’分成，合作社分红30多万元。2018年，完成了15个小院，还有餐厅、咖啡厅，村里拿了近50万元。2020年疫情来了，一个人都没有。到‘五一’正式营业，没想到，嘿，真火呀！村里每人分到500元，贫困人口1300元。小村出现这么好的项目，让我吧，永远不能忘记！”

　　在5月27日的《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商务印书馆）出版座谈会上，皮肤黧黑、身材敦实的段春亭妙语连珠，不时激起阵阵笑声。他，是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南峪村书记。

　　看到书名，不禁质疑：理论书？谁有能力写这样一本书？什么才是乡村振兴与持续发展之路？

　　读着书中一个个鲜活的事例，乡村的复杂、失败的痛心、成功中的缺憾，心情不由随之起伏，甚至唏嘘落泪，也在振奋中信服。因为世上有这样一群人，切切实实在为乡村振兴殚精竭虑；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路，它可能不是唯一的道路，但已被实践证明能走通。

　　挣扎与突破

　　作者刘文奎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2000年即投身扶贫事业。

　　很早他就意识到，相比经济产出规模较小的家庭和居民间缺乏了解信任的乡县，自然村可能是实施扶贫项目最合适的单元。但为什么不少贫困村年复一年地实施扶贫项目，贫困却像个填不满的漏斗？如果集中投入，使村庄获得的资源大于堵住漏洞的临界点呢？

　　他们在大凉山几个村落投资改善公共基础设施、解决人畜混居、改造低产草场，示范圈养杂交猪和半细毛改良羊，发掘民间工艺品生产，用节能灶和饮水工程解放妇女劳动力（过去背水、拾柴要用半天时间）……广大农户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改变。

　　15年后回访，住房、自来水、粮食加工点、铁索桥等基础设施仍在发挥作用，但经济发展缓慢，民族文化小组、农民培训学校等也因缺乏资金停办了。可见，资源投入量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事实证明，乡村发展本质上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没有产业，其他的也会成为无源之水。”刘文奎在书中写道。

　　2008年汶川地震，他们在民乐村尝试将灾后重建与帮助村庄恢复发展动力结合。这里离成都不远，但一家一户的农产品产量装不满一辆货车，单个雇车成本很高。“首先要改变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经营方式，通过合作社让农民发挥主体作用。”刘文奎在书中写道。

　　260万元生计发展资金被量化给每一个村民，平均持有股份，共同投资成立农民合作社。

　　村民决定发展食用菌生产，但当地能人不愿牵头，外地引进的能人在技术、管理上有欠缺，最终损失了100多万元。

　　由此，扶贫基金会得到两个惨痛的教训：一是不该在村民急于盖房的时候提出生计发展，增加抵触；二是外来能人难以融入村庄，得不到村民信任，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和失败风险。

　　扶贫是个伟大的工程，它的伟大，更多地体现在过程的艰辛、跌宕。正如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小云助贫中心创始人李小云所说：乡村贫困的核心是未完成现代化问题的一个部分。英国农业200多年前实现土地生产率持续增长，150年前农民收入才开始增长，这是自发性的变迁。中国要赶超，在缺钱、缺智力、缺管理的农村，势必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他评价该书写出了“挣扎、突破，是珍贵的原叙事，用实践结合国际国内理念，建立起学术亲密感。”

　　为了有一天能放心离开

　　2010年玉树地震重建，甘达村给他们带来惊喜。

　　合作社理事长巴桑扎西提出，购买一批挖掘、装载、运输车辆，参与灾后重建工程。将信将疑的扶贫基金会调研后发现，当地建筑物大面积倒塌，重建工程巨大，而水泥、钢铁等都需要从西宁运来。于是投入300万元组建甘达村工程运输队。

　　第一单是废墟清运。大干一个月，平均每车每天营收两三千元。到2013年底，总收入达296万元。预感到重建工作临近尾声，他们把车辆整包给砂石场。虽然之后转客运不成功，但在村民支持下又建起仓储中心，批发大宗物资，吸引大量用户。贫困的甘达村成为有几百万元集体资产、每年给村民分红的富裕村。

　　乡村建设有教育、健康、环保、文化、建筑等不同着眼点，但刘文奎认为，只有找到百姓最迫切、最根本的需求，才能得到村民持续的参与和支持。现阶段贫困村的最大需求就是增加收入，所以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有竞争力的产品为立足点，合作形成规模化生产，由村庄能人引导村民转变成适应市场要求的新农人。

　　基金会一直提醒自己不能包办。“我们来到村庄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放心地离开，所以工作的重点就是乡村自我发展能力的建设，不能让村庄对外力产生依赖。”刘文奎在书中写道。

　　最磨人也是最迷人的蜕变

　　拿到扶贫基金会请专业建筑师设计的图纸，四川雅安雪山村很多村民不满：客房里设洗手间不吉利；两层楼面积不够；二层民宿软装价格太贵；石头墙难看，“好不容易灾后重建，应该贴瓷砖”。

　　双方吵得“脑壳都麻了”，外部发展观念与村民传统观念碰撞，“村民一步步蜕变，是乡村建设中最磨人也是最迷人的部分。”刘文奎在书中写道。

　　只有袁姐坚信专家。根据起伏不平的地形，设计师为她家设计了一座奇特的房子，连袁姐老公都不认可，说房子要端正，甚至偷偷叫拖拉机把地基推平。袁姐愣是恢复了地形原貌，建成了全村独一无二的房子，内部空间错落有致，“移步换景”。民宿开业后，美丽洁净的“袁姐家”引来客人争相点名，最后把分店开到南京。

　　2011年访问韩国，刘文奎深受“新村运动”的启发：所有村庄都可按规定流程申请中央政府设立的乡村发展基金，项目实施必须由村民主导。这种竞争机制激发了村民的内生动力。

　　扶贫基金会引入了赛马机制，从河北省扶贫办推荐的20个村庄中勘察筛选，最后剩下涞水的南峪村和滦平的大石门村。

　　结果我们知道了，南峪村拿出申办奥运的劲头拿到了项目，借助村宿模式整体脱贫。2018年，扶贫基金会注册了独立的项目品牌“百美村宿”，不断推广这一模式。

　　不是每个村庄都能做成旅游风景地，但不同村庄自有不同的资源禀赋。

　　2014年，扶贫基金会试水互联网，一方面指导合作社生产优质健康的农产品，另一方面通过“善品公社”公共品牌运营，为合作社产品背书，赢得消费者信任。

　　如今项目已在80多个县落地，扶持并孵化了110家农民合作社，旗下有石棉黄果柑、名山猕猴桃、红河红米、巴里坤哈密瓜等近50个特色农产品，直接带动辐射3.6万农户脱贫增收，和“百美村宿”一道，成为扶贫基金会公益支农两大事业群、两大品牌。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理事长杨团认为，传统观念中，外来组织、资本与村社之间是交易关系，而公益组织则以项目为本创造价值，经济价值与公益价值分立。

　　扶贫基金会颠覆了这一观念——它是合作社的引领者、投资者、陪伴者和老师，以解决问题为本，将经济价值嵌入公益价值，让合作社变为自负盈亏的社会企业，创造了高效高质助农共富的新方式。（记者 张稚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