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江大河》（下图）改编自阿耐小说《大江东去》（上图），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IP改编。资料图片

在IP思维的作用下，有些创作者难免产生“拉大旗作虎皮”“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惰性心态和投机念头，试图完全依赖先前成功作品的光环来达到聚人气、出爆款的目的，导致不少根据IP改编的作品有流量无质量，严重偏离观众的心理预期。因此，用粗制滥造的作品来透支IP凝聚起来的“群众基础”得不偿失。

最近，《大宋宫词》的高开低走引人关注，其核心主创本期望凭借20年前《大明宫词》的高口碑再度打造现象级作品，然而使其冲上热搜的却是一度暴跌至4.1的超低评分和网友的集体吐槽。近年来，在文艺创作中，“搭IP顺风车”的创作思维盛行，但IP并非文艺作品的“护身符”，《大宋宫词》就是IP失灵的最新案例。我们不妨借此来审视与反思一下当前的IP创作模式。

以正确的扬弃观进行“有灵魂的改编”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扬弃”指的是一方面继承和发扬旧事物内部积极、合理的因素，另一方面抛弃和否定旧事物内部消极的、丧失必然性的因素，是发扬与抛弃的统一。在IP改编过程中，正确合理的扬弃观是确保创作成功的基础和前提。以影视创作为例，原作的精神主题、故事脉络、人物特质等本质的内核元素应被保留并弘扬，而那些不适宜用影像表现、不符合视听传播规律的部分则应被删减或舍弃。从阿耐小说《大江东去》衍生出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大江大河2》，便在精神和故事层面都从原作中巧妙萃取出了思想主脉与艺术精华，并把改革艰难性的现实逻辑合理转化成了戏剧创造逻辑，既成就了剧作自身的品牌效应，也让观众在剧中人物的艰辛和梦想中读懂了“国之大者”。

然而，有些IP改编却由于此方面的处理失当而受到不同程度的非议。改编自作家亦舒20世纪80年代描写香港社会的同名小说的电视剧《流金岁月》，只是简单移植了原著中的地域和时代背景，导致社会情境与文化内涵相互抵牾、年代氛围错乱不清，削弱了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参与感和介入性。同样，改编自同名原著的新版电视剧《鹿鼎记》也未把原著的精神肌理恰适地植入其中。老版《鹿鼎记》既是一出引人发笑的喜剧，也是一部“掩卷悲从中来”的正剧，寄寓了对当时社会体制和国民性的深刻批判，而新版《鹿鼎记》却沦为一场夸张的闹剧，观众无法在浮夸的观感中体悟到历史的纵深幽微、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以及在浮世绘中拼命挣扎的个体命运。此外，新版《鹿鼎记》还将原著中的人生况味置换为苦情剧的怨和惨，几位主要人物的性格气质也在剧中被颠覆和模糊，与观众的心理预期严重错位。

IP不是影视创作生产的“护身符”与“万能药”，其本身并无对错之分，关键在于创作者对待原作的态度和改编原作的功力，即是否能够认准并抓住原作的“黄金内核”，是否能够把握好凸显什么、隐匿什么，是否能够将正确的扬弃观充分到位地贯彻到作品的创造与打磨之中。只有在这些方面清醒理性、有所作为，才可能用“有灵魂的改编”征服观众。

用不同语言的“深层对话”打通转化路径

由于开发源头可能是小说、动漫、游戏乃至歌曲，剧集的IP改编通常面临着不同载体和语言的有机转化问题。因此，改编者需要谙熟不同艺术品类的话语属性与创作逻辑，通过精巧地道的影像语言表达，把原作的主题内蕴、风格调性不打折扣地渗入作品，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

改编自陈彦同名小说的电视剧《装台》，便在此方面给创作者带来启示：一方面，剧作沿袭了小说的平民气质，让观众被那种扑面而来的醇厚市井风味深深吸引；另一方面，镜头下的陕西美食、地域风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物口中的方言俚语等，都充分遵循了影像叙事规律，从而带来视听冲击力和感染力。

表演作为影像作品塑造人物的一种特殊方式成为双刃剑，表演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IP改编作品的品质高下。近年来，大量改编自网络小说的古装剧存在表演通病，很多“有流量无质量”的偶像型演员虽然能瞬间带火一部剧，却难以通过人物传达出更加准确、更加深刻的作品内涵，从而把本应体现影像审美优势的元素变为拉低剧集品质的短板。诸如《大主宰》《斗破苍穹》等古装IP剧，之所以投资巨大却反响平平，某些演员“不在线”的演技无疑是重要原因。

IP改编的关键在于转化，而转化的要义在于寻找到两种乃至多种表达话语体系的通联密码与对话路径。这种通联和对话一定是深层而非浅表的，应当触达普遍性的价值观与人性，秉持高包容度的大艺术观，尊重审美的本质性规律。从同名舞台小品衍生出的电影《你好，李焕英》，便是在沿用原作核心创意的基础上，将主题意蕴进行了更具深度和广度的挖掘，在小品和电影之间建立起深层艺术联系，最终成为在审美价值和社会影响方面衍生之作超越原作的典型案例。

把“讲好故事”作为平衡口碑与市场的法宝

不论原创还是根据IP进行改编，讲好故事都是打造文艺精品的不二法门。尤其在IP思维的作用下，有些创作者难免产生“拉大旗作虎皮”“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惰性心态和投机念头，试图完全依赖先前成功作品的光环效应来达到聚人气、出爆款的目的，而在讲故事方面消极懈怠。这种对影视作品最根本的艺术属性的漠视，必然导致观众不买账。比如，从热门游戏改编而来的电影《侍神令》，虽然有一众具有票房号召力的知名演员加盟，但仍然口碑扑街、票房惨淡，原因就在于情节太过薄弱稀松。

在剧集方面，拥有《大明宫词》之前在观众中建构起的经典召唤与怀旧情结作为加持，《大宋宫词》本应再掀收视热潮，然而该剧却在故事讲述上出现了明显的“崩塌”，不合板眼的叙事时常给人一种赶场的慌促感，有些戏蜻蜓点水，有些戏过于传奇，还有一些戏缺乏节制。与之类似的是《欢乐颂2》，该剧有些失控的情节编织、话题效应导致的“贩卖焦虑”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欢乐颂》之前积累的口碑。

“找准选题、讲好故事、拍出精品”，是影视创作生产的铁律。故事性是影视艺术的第一特征。倘若故事讲不好，即便有珠玉在前，仍然无济于事。因此，影视作品必须在尊重“讲故事”规律的前提下进行改编与创造，也必须在此基础上把握好继承与舍弃、创意与实操、内容与形式、引领与满足、历史与当下、共性与个性等诸多对立统一的关系，若打破这一事关根本的“规矩”则很难实现口碑与收视的平衡共生。IP思维在当下影视创作生产中依旧大有市场，但要想用好IP思维，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如何讲好故事上。对于创作者而言，最应警惕的就是“重IP轻故事”的舍本逐末之举。如果以一个粗制滥造的故事为代价来透支IP所凝聚起的“群众基础”，无疑得不偿失。

（作者：闫伟，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辑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