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国志——文化主题特展”，正在中华世纪坛展出。本次特展是三国文物的大规模集中展示：多位专家寻访考察国内10多个省份、40余家文博单位后，精心挑选出200余组珍贵历史文物，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全貌。

该展览去年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率先开幕，引发日本观展热潮。今年1月23日，展览回到中国，在中华世纪坛展出。因为疫情的影响，展出后不久中华世纪坛便暂停开放。近日，该展重新限流开放。

“三国志”特展去年在日本展出后，本报曾对展出的重要文物，比如证明曹操墓身份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苍天乃死”铭砖以及明代关公铜坐像等做过详细介绍。展览在中华世纪坛重新开放后，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预约参观，重温文物里的三国细节。

除了诸多媒体介绍的三国主战场的重点文物外，还有不少幽州、冀州的文物展出，这些文物使得北方战场同样精彩纷呈，众多京津冀的观众，得以品味近在咫尺的“三国魅力”。

涿县青年刘备南下成大业

本次“三国志”特展回到北京，自然在展陈上做了更贴近三国历史语境的设计，一百多件展品被分成序厅、强汉兴衰、天下三分、重归一统等四个部分展出。在“三分天下”展厅，根据魏蜀吴三国不同的地域及文化风貌，在细节上做了不同处理。魏国因为承袭汉制，而被视为正统，展厅借鉴了中轴线风格，呈现出肃穆庄严的氛围(曹操统一北方后，定都邺城，其城廓便是依上古规制而建，建有中轴线)；蜀国地处天府之国，展厅的设计充分使用了西南地区代表性植物竹子作为背景元素，而且展出的陶俑也多面露笑容，休闲之风扑面而来；吴国水路通畅，贸易发达，展厅相应地设计成象征海洋的蓝色，洋溢着一股清新之风。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在蜀国文物展厅的开篇，展出的并不是出自蜀地的文物，而是来自河北保定满城汉墓的文物。熟悉三国历史的都会会心一笑：满城汉墓的主人中山靖王刘胜，正是刘备“逢人便说”的先祖。

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并不是《三国演义》的杜撰，连陈寿的《三国志》也是这样记载，“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许刘备说的并没有错，只不过，他的先祖刘胜，没有其他本事，就是会生孩子，《史记》中记载，刘胜有120多个孩子。经过三百多年的繁衍，刘备其实早已没有了宗室血统。不过，汉室宗亲的身份在乱世，或许有着非凡的作用。在同乡大儒卢植名下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刘备，凭着汉室之后的身份，逐渐在涿县拥有了500人左右的队伍。

《三国志》记载，刘备因平定黄巾军有功，而被任命为安喜县尉(今河北定州东)，这是刘备事业的起点。东汉编年体史书《后汉纪》有一句记载至关重要，“(初平二年秋七月)公孙瓒以刘备为平原相”。191年，刘备成为平原国(今山东平原县)的国相，这是太守级别(郡一级的最高长官为太守)的职位。涿县青年刘备，终于带着“汉室宗亲”的光环，走上了历史舞台。

文物里有生活也有战争

因为战火频仍，想通过地上文物一窥三国时期幽州、冀州一带的生活图景，并不容易，好在地下文物，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线索。

在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文物中，展出了一件宝物：错金银镶嵌铜豹。文物不大，长约6厘米，高约3厘米，但工艺极为精致，豹首侧扭，前胸宽阔，臀部浑圆，将豹的威武勇敢、矫健敏捷刻画得淋漓尽致。豹身用错金银工艺制作出梅花状豹斑，极富想象力，豹的双目镶嵌玛瑙，至今仍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如果说中山靖王之墓出土文物体现的是皇室的生活，那么展厅里，出土于涿州的汉代铁铲、铁犁，则展示了劳动人民劳作的图景，同样出土于涿州的一套东汉铜筷、铜盘、铜钵、铜耳杯以及铜长方案，揭示了当时的诸多生活细节。铜耳杯在当时多为酒器，本次展出的两只铜耳杯放在一张方形的铜案里，从色泽上看或许并不是同一时期出土，但两只耳杯形制几乎一样，宛若一对。它们摆放在几案里，穿越时空，仿佛正有一场宴席，静静地等候客人的到来。

本次展览，涿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东汉彩绘陶镜台和东汉彩绘陶神灯亮相，给人们还原了当时富裕之家的生活图景。彩绘陶镜台高1.14米，由底座、支架和镜三部分组成，最为独特的是，在支架上有三个圆孔，它是使用者根据身高进行升降调节所用，这件陶镜台目前是此类出土文物中的孤品。

东汉彩绘陶神灯，是一座有着七层的陶灯，每一层均堆雕有精美的陶俑，这些陶俑，用白色做陶衣，用朱墨线条描绘出人物的衣物、眉目以及表情，形态逼真，衣衫翩然。陶灯的顶部是一个灯碗，即人们所说的“长明灯”。这些精美的图案，将远古神话以及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折射了当时人们的质朴愿望：田园富庶、生活安宁。

不过，在彩陶灯和彩陶镜台这一展厅的最后，展示的是来自涿州博物馆的一排铁剑，这些冰冷的铁器提示人们，战乱与流离是那个时代的底色。

三国时北京开始大规模水利建设

从春秋时期开始，幽州就是连通中原与塞外的重镇。在这里，农耕民族与塞外的少数民族常常展开直接的交锋。基于这样独特的地域特征，幽州是北方政权最令人头疼的地域。因此，三国时期，幽州也少不了刀光剑影。

东汉末，刘虞作为幽州刺史，推行“宽政”，对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实行安抚政策，刘虞在幽州享有极高声望。此后，刘虞因公事离开幽州。黄巾起义爆发后，刘虞再次到幽州主政，在此期间，他“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这使得每年要靠青州、冀州赋税支援的幽州，也开始“民悦年登”，并吸引了百万余青州、徐州的士庶到此避乱。

可惜的是，受刘虞调度的公孙瓒，在对待乌桓问题上，倾向更加激进的方式，最终公孙瓒将刘虞斩杀。公孙瓒后来被袁绍打败，但袁绍并无治理幽州的良策，幽州常受乌桓侵扰。曹操打败袁绍后，袁氏残余势力盘踞北方，他们常与乌桓联合入侵幽州，幽州并不太平。

206年，为了彻底扫除袁氏势力，曹操决定征伐乌桓。曹操开通了平虏渠、泉州渠以及新河等运河，将黄河故道与幽州一带的河流联通，往幽州一带运送物资。其中泉州渠将潞水(通州北运河旧称，但两者河道不一样)与渤海相通，这也是潞水作为运河之始。

曹操击败乌桓后，幽州迎来了短暂的安宁。侯仁之在《北平历史地理》中提到，250年，驻守蓟城(今北京)的镇北将军刘靖，在蓟城开始兴修水利，先是引永定河水修建拦河坝，史称“戾陵堰”，后又修筑人工水道车箱渠，将水东引，灌溉蓟城土地。戾陵堰、车箱渠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批大规模的引水灌溉工程。很多人未曾想到，北京开创大规模水利建设之始，正是在“乱世”三国时期。

“三国志”特展的展厅里并没有这段历史的文物见证。不过，倒是能找到与幽州有一定关系的文物，那就是“毌(guàn)丘俭纪功刻石”，它说的是正始五年(245年)毌丘俭带兵平定高句丽叛乱，并将东汉初废弃的临屯郡再次纳入版图的赫赫战功。为何说它与幽州有关系呢？235年，毌丘俭被任命为幽州刺史，在他担任幽州刺史的第三年，即237年，率兵平定了辽东公孙渊的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