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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柯林斯 |
几个世纪来，哈德良长城的遗存始终是研究的焦点，它们出现在最早的17世纪古物研究者的著作中。这些“罗马长城”研究先驱的兴趣集中在对地点、位置及遗址的方志学描述，或者对收藏品的收集和描述，比如刻字砖。横贯17世纪到19世纪，学界争论集中在长城由哪位罗马皇帝下令建造，并提出两位可能的人选：哈德良皇帝与塞维鲁皇帝。最终，几处刻字砖的发现以及围绕刻字砖展开的研究确定了哈德良皇帝是长城的建造者。
19世纪下半叶，长城研究迎来重要转折点。约翰·克林伍德·布鲁斯（John Collingwood Bruce）促成了长城研究的大众化。布鲁斯撰写论文、著述，举办讲座以及组织参观，并得到当时古物收藏家的积极支持，使长城走入大众视线，反过来又激发了更深入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组织每十年进行一次的“哈德良长城朝圣之旅”（Hadrian’s Wall Pilgrimage）。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的学者主要目标是厘清长城在英格兰北部的行经路线及建筑结构，包括塔楼、里堡、要塞以及诸如南部壕堑（Vallum）及北部壕沟（ditch）等辅助设施。
随着考古学前辈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墙体，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古罗马时期文字记载的不足，考古调查之于长城研究的重要地位越发突出。不少研究问题也随之产生。塔楼与里堡变成了发掘重点，意在了解长城的修建顺序及建造目的。要塞则为了解驻守哈德良长城的古罗马士兵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关键证据。研究和分析钱币、瓷器及其它器物为断代提供信息。专家们整合各类数据，碑铭研究者与古代史学家对铭文与雕像进行编目登记，确定数千年前的人物身份及其祭拜的神祇。
这些研究成果也促进了同期的德国古罗马考古研究。在国际范围内共享成果与比较研究促进了古罗马边界研究的兴起，1949年国际古罗马边界研究大会成立，将这一传统以组织形式确立下来。近期的研究成果可以说集中体现于1976年出版的《哈德良长城》，该书汇总了当时的各方面研究成果。之后，考古研究进一步受益于科学分析手段的应用，比如大型植物化石与古代动物遗骸检测。
19世纪末到20世纪，这些新知识的积累与编目登记为长城研究提供了综合全面的历史与考古学背景知识。以此为基础，进入 21世纪的研究则更加集中于各类专题。在新数据的产生方面，考古发掘继续扮演关键角色，人们借此得以了解长城早期历史、新特征以及后来的使用情况。
（节选自《哈德良长城：当前研究及未来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