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中国》开播了，我不禁回想起2009年，为拍摄纪念百色起义80周年的电视剧《红七军》，我们一行参观广西百色起义纪念馆。一走进纪念馆，我就被震撼了！四面高高的墙上，一排排黑白照片是在百色起义中牺牲的烈士，他们中有的18岁、20岁，有的才16岁、17岁，有普通士兵也有排长、连长，墙上镌刻着这些年轻人的口号：“革命是快乐的事业”。我很惊讶，当时的年轻人怎么会有这样的理想和信仰？

　　10年来，百色起义纪念馆里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革命是快乐的事业”的口号，时时回荡在我的脑海里、叩问着我的心。那一次震撼，改变了我的创作轨迹，也改变了我的艺术人生。此后，我接连拍摄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可爱的中国》等主旋律电视剧。

　　我是一个喜欢自讨苦吃的人，不喜欢拍一种类型的作品，所以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和吸取，每接到一部片子，都是一张白纸，从零开始。拿到《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的剧本之前，我并不了解右玉，所以先后两次去右玉采风。这是我创作采风时间最长的一次，我们待了45天，采访的带子有1000多分钟，后来片子的构思和创作构想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我清晰记得第一个采访对象有90多岁，他手上的关节全部变形，但他很自豪，我从他的身上看到右玉人不服输的精神，要建立美好家园的执著。他们一直守着这片土地，耕耘生命、改变家园，非常了不起。右玉人的坚韧、悲壮、可歌可泣，深深打动了我，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故事。

　　创作《可爱的中国》之前，方志敏对于我是一个耳熟不能详的名字。方志敏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革命生涯是怎样的？除了他的不朽之作《可爱的中国》《清贫》，我一无所知。接到剧本后，我搜集他的资料，研究他的历史，透过历史事件的表象，读解他的内心。

　　首先被触动的就是，这些革命者太年轻了。电视剧《可爱的中国》里，方志敏出场是在1926年大革命时期，那一年他27岁，彭湃30岁，毛泽东33岁，三个年轻人心怀中国革命的崇高理想。正是这样一批年轻人前赴后继，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我们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尤其不应该忘记新中国是如何走来的。

　　方志敏身上另一个吸引我的特质，就是他的信仰。方志敏在遗著《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他把自己的生命与民族、国家、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坚定而顽强地忠于自己的信仰。当他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迎战敌人的20万大军时，他抱着赴死的决心。他对妻子缪敏说，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遇到那种情况，我一定会坚决地赴死，不会犹豫，而且不会有第二种选择。他被俘后在监狱里没有纸和笔，就用手指沾着水写下四个字：“视死如归”。严酷的环境下，方志敏革命到最后一分钟，流尽最后一滴血。他身上共产党员的自信和坚定，崇高的革命信仰，深深震撼了我。

　　虽然常常自讨苦吃，但我很享受创作的过程。山西省右玉县地处晋西北边陲，太阳辐射强烈，冬季严寒漫长，年平均气温只有4.2摄氏度。我们上千人的拍摄队伍，在零下30摄氏度的右玉，一拍就是十七八个小时；也曾驻扎在沙漠里七八天，天天吃着沙子，每天只休息四五个小时，只为还原最真实的当年的右玉。我很自豪的是，没有一个人偷懒，没有一个人抱怨，也没有一个人计较片酬的多少。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讲好右玉的故事。

　　现在影视行业受市场和资本影响，一些人把影视作品当产品来经营。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导演作为镜头背后讲故事的人，应当对作品中的人物有情感有思考，对创作有使命感有担当。既然电视剧打上了“吴子牛作品”，我就要对得起作品两个字，要尽力追求精致表达，力求作品饱含生活的厚度、历史的厚度、思想的厚度。

　　拍右玉的时候，我提出要拍出她的“神”，而不仅仅是她的“形”。拍《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我们采取与伟人近距离接触的视角。我相信，只有贴着人物的心跳去讲故事，人物形象才有感染力，故事才动人。方志敏不仅是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还是融革命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于一身的文人，这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一生留下14万多字的文字，很多是被俘后在死亡边缘通过各种渠道送出去的。他喜欢写作，诗文是他的内宇宙，更是中国革命的精神财富。但我们没有特别严丝合缝地还原，用记录的方式再现，而是艺术化地表现一个伟大又可亲可爱的方志敏。电视剧中有些写意浪漫的笔触，那是我们与方志敏的精神对话，是跨越时空的心灵碰撞。

　　创作《可爱的中国》，每天与主角方志敏打交道，听他说话，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融入他的精神世界，我感觉自己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报纸上读过一篇文章《理想主义骑马归来》。在《可爱的中国》里，我们呼唤的就是理想主义，呼唤的就是方志敏式的初心。

　　从事影视创作30多年，我深感主旋律作品是当下真正的大众艺术。我愿意做一名耕耘者，在荧屏开掘中国故事，为时代撒下美好和希望。（吴子牛）

　　（任姗姗、刘青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