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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19上海写作计划驻市作家与上海本地作家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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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上海写作计划，每年总会有一批海外作家不远万里，住在居民小区，正儿八经在上海生活两个月。街巷里弄的烟火气、历史遗存的厚重感、海纳百川的国际范儿……作家们在这座城市行走体验，将他们的感受汇入上海的故事，又将这里的故事带到各地，让当下中国更真实地进入世界视野。
对着一张张不同肤色、不同发色，但无一例外有点儿迷惘的脸，作家陈村关照道：“希望大家能够在上海过得愉快，玩得高兴。”
他面对的是11位来自波兰、意大利、英国等国的海外作家。因为上海写作计划，在刚刚过去的秋季，他们扎扎实实在上海生活了两个月。“我很感激上海写作计划，它让我能够重新思考写作之于我的意义。”2019上海写作计划驻市作家、俄罗斯作家图卢西娃·埃莲娜说。
从三五人到一百人，写作计划交到了更多朋友
2008年，上海写作计划正式启动。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的3位女作家成了第一批参与者。“非常感谢她们，能够注意到这个计划，当时连我们自己都没有信心呢。”作为上海写作计划最重要的倡导者，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王安忆这样形容，“双方都带着怯意，还有相濡以沫的心情，在炎热的7月和8月的季节里，拘谨地度过驻市时间。”
第二年，来了5位作家，时间也推迟到了天气凉爽的9月和10月。写作计划，逐渐交到了更多的朋友。
就像水冲出闸门，事情变得顺利起来。
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上海写作计划，自2008年起接受国外作家申请，一批批外国作家，通过文学机构、使领馆、出版社推荐或作家互荐、自荐等方式，经过审核、了解、筛选，最终获得驻沪写作生活的机会。12年来，已有100位来自38个国家的作家应邀驻市。他们成为遍布全球的纽带，连接起上海与整个文学世界。
举办上海写作计划的初衷并不复杂。王安忆曾参加美国一所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中国能不能有自己的写作计划呢？”
时任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的作家孙颙回忆，“当时我和王安忆说，如果可以坚持10年，定能产生一些影响力。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在不同的文学视野中会焕发出更多光彩。”
就这样，上海写作计划逐渐成形。创办伊始，王安忆曾自嘲，在全世界的“写作计划”中，“当初我们大概是最年轻无名的一个。”但上海写作计划有自己的特色——注重“驻市”概念，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们不仅是做客，而是能够有充裕的时间进入上海生活的“芯子”里，做一回实实在在的上海人，希望在上海的生活经验，能够成为驻市作家写作的养分。
生活在街巷里弄中，认识一个日常的上海
写作计划曾尝试邀请著名作家。然而，面对个别作家入住五星级酒店的要求，还是放弃了。“这违背我们的初衷，我们不是打造旅游地，而是希望外国作家们生活在市民中间，认识一个日常的上海。”上海写作计划总协调人、上海市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室主任胡佩华说。
印度的作家来了，俄罗斯的年轻诗人来了，非洲作家带着她的鼓来了……他们在上海这座巨大的城市迷宫里，经历着各自的传奇。
写作计划为海外作家们安排的是民居公寓，身边就是十足的烟火气。从窗口可以听见市井声，油锅的香味飘进来；探出头去，底下是店铺、车站、地铁口；早上是晨练的人群，步履匆匆的上班族；晚上，大妈的广场舞开始了……
爱好书法的匈牙利作家，从居住的城西，直接徒步走到了城东，许多上海的年轻人都未必知道那里有许多旧书店，还有文具店，他买了一大包宣纸，再汗淋淋地走回来。
“我在上海的公园里学习太极拳，读我的故事。我目睹有人用水在地上大笔挥写中国文字。我在那跳舞，在那阅读。”2011年驻市作家、墨西哥作家克里斯蒂娜·瑞斯康·卡斯特罗回忆。
“我还发现自己有点对电视里新闻和天气预报的主题曲上瘾了。”2016年驻市作家、美国作家丽萨·提斯利说。
有两位北欧作家，认定朝东走去一定能走到东海，于是一路向前，走到铜川路的水产市场，以为是渔人码头，方才折返回头。就这样一直走，有一次走进剧场，台上正演中国京剧；又一次走到一座古典园林，上演的却是西方现代剧。期然和不期然的画面，就这样走到各国作家们的身边……
作家们对上海、对中国，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我来自人口不足500万的新西兰。对我来说，聚集近2500万人口的上海是无法想象的。”2016年驻市作家、新西兰作家海蒂·诺斯·贝利说，“但上海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有着不可预测、引人深思的美。”
从陌生到熟悉，从新奇到日常，作家们突然意识到，两个月的时间是那么短暂。丽萨·提斯利说：“随着我们的活动渐进尾声，我感受到一种离别的隐痛，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把上海当成自己的家。”
没有硬性创作要求，却收获更广阔的书写
上海写作计划，并不要求作家定时交出与上海有关的作品。“文学不是功利的，作家的创作是自发的、无法被约束的。”胡佩华介绍。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由于这种无功利性，使得这项每年初秋如期举办的活动有了更广阔、长久的生命力。
除在上海的居民小区里住两个月，写作计划安排作家们的活动包括举行3场文学报告会，参加与上海作家的座谈交流、访问大学等。更多时间里，作家们自行游弋在这座城市。听上去似乎有点散漫，但对于这些没有特定目的、也不抱功利心的作家们而言，上海，是这个写作计划最有吸引力的因素。
虽说，写作是寂寞的劳动，但换一个空间，在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作家相互交流，这种碰撞，不论对远来的驻市作家还是对上海本地作家，都是一次新的际遇。
“如果不碰面，化学反应不会发生。因为比起经济的互通交流，文化上的交流要来得更复杂，也更缓慢。”上海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作家孙甘露感慨。
王安忆曾在欢迎会上表示，许多年来，“功夫”“红灯笼”等符号让世界对中国的解读过于单一，而上海也在“007”等电影中成为一个传奇但失真的舞台。要让中国、让上海更真实地进入世界视野，就需要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来体验、书写不一样的故事版本。
12年过去了，收获超乎预期。这些作家不仅将他们的经验汇入上海的故事，也将上海的故事带到世界各地。保加利亚作家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回国后，将赵丽宏的诗集《天上的船》和部分散文、王安忆的小说《小饭店》以及孙未的3篇短篇小说翻译成了保加利亚语，与保加利亚读者分享她对这些作品的喜爱。2016年驻市作家、丹麦作家福劳德·欧尔森写下新作《辣斐德路上的克莱门公寓74号房间》，这部非虚构作品穿插了他在上海寻访历史建筑的亲身经历，并在《收获》上首发。他说：“麦家、余华都是我欣赏的中国作家，他们的叙事技巧给我不少启发。”
就像水冲出闸门，12年过去，上海写作计划，静水流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