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往往伴随着“人祸”。同样程度的自然灾难，发生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不同，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可能差异很大。长久以来，对于天灾中“人祸”的研究，缺乏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指导，在灾害处置中“见子打子”，容易引发或加剧社会矛盾，引发公共危机。

　　基于应对特大自然灾害的国家重大需求，自2008年以来，四川大学校长助理、商学院院长徐玖平教授带领近百人研究团队，历时10余年，从经济、社会等角度，对灾害社会风险进行系统化研究，完成《灾害社会风险治理系统工程》。该专著日前获评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重新定义系统提出灾害社会风险理论

　　人类社会的灾害，既包括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也包括火灾、交通事故等人为灾害，还包括人为因素导致的自然灾害，比如无序开采导致的矿难等。

　　“无论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害，都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与以往灾害研究不同，徐玖平团队在《灾害社会风险治理系统工程》一书中，对灾害的社会属性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

　　该书从社会风险角度对灾害进行了再定义：灾害本身不是风险，它只是一个诱因，一方面可以导致新的社会矛盾和不和谐因素产生；另一方面也可能激发积压的社会矛盾，从而引发社会风险。

　　举例来说，地震后，通信设施受损，这是灾害产生的后果。但是如果决策者忽略了通信问题，就可能触发社会风险，最直接的风险就是受灾群众信息无法传递出来，延误救援导致更大伤亡；还有可能因此导致外界了解不到灾区真实信息，谣言四散，引发舆情，激化社会矛盾。

　　理解了灾害的社会属性，就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灾害，更加从容地应对灾害，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带来的社会风险。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范维澄看来，这本专著最独特的视角，就是着眼于灾害的社会属性，把灾害作为非常规要素加入到正常社会运作当中，建立灾害社会风险类别识别、程度评估、过程控制、动态优化方法。“开辟了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研究新领域，对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科学化解揭示灾害风险演化规律

　　灾害发生后，社会风险究竟是如何形成并作用于人类社会的？

　　为了搞清楚灾害社会风险的演化规律，徐玖平团队拉长研究周期，以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2013年“4·20”芦山强烈地震等为重点研究案例，解读在不同时间、地点发生的同类型灾害，在社会风险状态上的不同、治理中的差异。同时，选择2003年SARS事件等能突出表征、灾害引发社会冲突、失序和失稳的综合案例，归纳经验、分析教训、提炼策略，为人类的灾害社会风险治理提供可供参考的应对策略和可行模式。

　　该书将灾害社会风险演化规律总结为“一生成、三状态、一演化”。简单来说，灾害发生后，风险经过潜伏、积聚，形成社会冲突、社会失序、社会失稳三种状态，若控制不力、化解不成，迅速演变、升级，最终爆发社会危机。

　　要避免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产生，在风险聚集早期就要努力去化解。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疫情在武汉暴发之初，我国立即启动相关措施，全国各地医护力量支援湖北，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疫情快速得到控制。

　　围绕灾害社会风险研究，徐玖平团队已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了30余篇学术论文，在国际灾害社会风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领域，响亮地发出了“中国声音”。

　　访谈

　　深研社会治理新挑战为风险“把门”

　　《灾害社会风险治理系统工程》一书有何幕后细节？对未来有什么指导意义？记者专访了四川大学校长助理、商学院院长徐玖平。

　　记者：为什么对灾害社会风险领域开展专门研究？徐玖平：“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我全程参与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地震的破坏只是一瞬间，但是留下的社会风险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次生灾害。

　　结合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实践经历，我和团队编写了《地震救援·恢复·重建系统工程》。完成这部书稿时，我开始思考并希望系统深入研究灾害社会风险治理的问题，从科学机理和综合应对角度，找到灾害社会风险治理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在综合决策上走出一条新道路。

　　我们选择在这个领域深挖，不断积累实践和理论模型，并融合其他类型灾害案例，几易其稿，最终形成这本书。

　　记者：这部著作对未来灾害社会风险治理的指导意义是什么？

　　徐玖平：我们从理论上提炼出灾害社会风险呈现“一生成、三状态、一演化”的系统特征，有助于人们认识灾害社会风险所处的阶段和治理特征，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对于提高社会风险防范能力、降低社会损失，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还要看到，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有别于传统的新型灾害，比如信息安全事件导致的灾害。同时，由于互联网传播生态的变化，社会风险的演化速度加快、方式多元，给社会治理带来新挑战。这个研究还有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方面，我们要继续做下去。（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寇敏芳）